程桂芬自述12：我的案件金坛县家喻户晓，宪兵队放出来又不让我走

日本鬼子释放我不甘心，杀掉我又怕遭到金坛城区群众反对。我的案件，全金坛家喻户晓。因此把我从宪兵队放出来，又不让我走，就押在金坛城内。一到钱发宜家，张炳元校长、于婉贞先生、学生都来看望我。他们都问钱发宜是不是能让我回去了，钱说还不行，还要看我态度。老师、学生还给我送衣服、送书、送照片。后来，我知道押在城圈里的还有好几个同志，除诸葛慎县长押在他老丈人家外，还有溧阳钱震宇副县长押在城里一个徒弟家里；张超区长押在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开木匠铺的。我深深感到在江南，在溧阳、金坛坚持工作真不容易。张炳元来探望我，我才知道我兄弟及妹夫来金坛城内奔走营救的事。张炳元还告诉我，我被捕的第二天，新四军就派人接走了吴先生，现在吴先生在溧阳县政府工作了。

钱发宜每天早晨出去。摸不清上日本鬼子那里，还是上小老婆那里。大老婆9点钟起床，就出去抽大烟，中午回来吃饭。大嫂烧饭，侄女爱庆抱孩子。爱庆说她是宜兴官村人，父亲种田，生活苦，钱发宜是她叔叔。她也说这个叔叔是日本人密探。我还了解到爱庆的哥哥是看城门的警察。我想这个麻烦，钱发宜可能叫爱庆当心我跑了。可是爱庆对我很好，什么事都告诉我。可惜她年龄太小，胆子也不大，她同情我，但只能小帮忙，不能成大事。烧饭的大嫂对我也好，可也不敢帮大忙，太危险，而且她的女儿在鬼子饭店里当招待。

那是1943年11月了，我还是押在城里。有一天，钱发宜老婆出门抽大烟去了，爱庆带孩子在门外看邻居孩子们跳绳、丢砖头玩，我倚在大门上，好像穿了件烟色棉旗袍，是家里带来的。只见有一个人在与爱庆说话，爱庆说程先生有人找你。我想，从来没有人找过我。这人三十来岁，身穿长袍，戴金丝眼镜，脸白略有麻点。他与我点头，请我进屋。我们坐在茶几旁，来人自我介绍姓缪名昆，是《金坛日报》记者，来采访。我心里一沉，是敌伪报纸记者，得警惕，不要给敌人捞到什么，造成不良影响。新闻记者先开口了："听说程先生已从日本宪兵队出狱，不知有何感想？在狱中生活如何？日本人对中国人怎样？"我想，是日本人叫他来探口气的。我说："在狱中生活很苦，暗无天日。"他又问："中国的前途如何？"我说："如果中国人帮日本人做事，中国就没有什么前途，如果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谋幸福，中国会有前途的。"双方好像都在试探。他说："听说日本方面要聘请先生，为先生谋职业。"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做。"他说："来报社如何，不知能屈就否？"我说："我连报也看不懂，如何办报？"后来他说，实际程先生在狱中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全部了解。我们相信你没有失掉民族气节，是好样的。我不说话。缪昆接着告诉我，他与新四军溧阳县有联系的，我的表现大家都知道，今天他是来与我接头的。我想如果敌人来试探的怎么办？我不响。他说他带来了信。我还是说我与溧阳县无关系，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说："吴宝康你不认识？"我吓了一跳，但还是镇静地说："我不认识。"他从里面衣服里掏出来一个一寸半长、一寸宽的白报纸包，放在茶几上。他说你快收起来吧，一会人回来了不得了。你看后烧了，今晚设法写个信，隔天来拿。我斜着眼一看，是吴宝康的笔迹。外面有脚步声，我赶快把这纸包收起来。爱庆抱着小孩进来，缪昆问她几岁，从哪儿来，念书没有。爱庆说没念书，只认得几个字。缪昆自我介绍说，他是金坛城小学的老师，说爱庆应念书，还说，你不认识的字可请这位程先生教教。接着，钱发宜老婆进来，缪昆叫她钱师娘，说报社要请这位程先生写文章。钱发宜老婆是个大粗人，过去帮人洗衣服过活，现在丈夫当了汉奸，大家叫她一声师娘。她说程先生会写什么文章，她也识不了几个字。他们敷衍一番。缪昆走时说，钱师娘，这文章以后我还要来拿的。缪走后，钱发宜老婆骂道，来了个废物，这个缪凤生，是金坛城里有名的书呆子。缪昆在这些人眼里如何评价，我心里有了个数，而且知道缪昆叫缪凤生，他不光是《金坛日报》记者，还是金坛城区中心小学教员。

缪昆的来到（接通关系并带来信），真是喜从天降，我像在地狱里见到了曙光，像黑夜里航行见到了灯塔，绝望中有了希望。

傍晚烧晚饭，我在灶膛口一面烧火，一面借着火光，把纸包打开，颤抖着把这个"宝书"拿出来看。吴宝康信的内容是：你的情况知道一些，现正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可能要物色人物来城与他们谈判。你家庭也在设法营救。金坛城内的老师、学生、地下工作人员统统在帮助你、支持你。要继续坚持立场，保持气节，不能动摇，注意身体健康。我就在城外。信看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满怀信心，把信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在灶膛里烧了。

当夜，钱发宜老婆出门抽大烟，我们这边床上爱庆和大嫂已熟睡。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不敢尽情倾诉一切。第一封信我只能把埋在心里最重要的话写上。一是要对方立即离开金坛周围，敌人在窥探我们的关系，以防不测。其次是我不愿意公家花钱来赎买。我们的钱来之不易，敌人贪婪，挥霍无度。以有限的钱投无底之渊不上算。还有与敌人谈判是与虎谋皮，是很危险、靠不住的事，我们不能乞求。再有讲到我的态度：坚持到底，拒绝敌提出的一切条件，不干任何伪职务，至死不屈。

缪昆来取信时告诉我，以后继续联系，还可以上金坛小学去找他。设法叫爱庆陪着，爱庆可以教育。

爱庆的父亲是庄稼人，爱庆因家里穷来到金坛亲戚家，实际上是钱家的丫头，带着钱家抱来的一个小孩，四五岁。爱庆常说，程先生你真是个好人，要陪我出去玩玩。她陆陆续续告诉我城里的不少事：张超住在开木匠铺的舅舅家，在做木匠。这店铺沿着大街，要去可以看得见，爱庆愿意陪我去看。为了解外界情况，我同意了。

缪昆后来来看我时，我也与他商量帮助我逃走。他说他们研究过，到最后实在无法再逃。目前被捕的人好几个。一个逃了，怕敌人杀其他几个，而且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还有，怕引起敌人注意，对城内地下工作搜捕、镇压、破坏。组织上要我放心，一定设法营救，很快会找人来与钱发宜谈判。

我妹夫士雄、弟弟中民又带着我父亲筹划到的一笔钱到金坛来营救我。张炳元和两位于老师又一起商量办法。由于缪昆是金坛城内文化界著名人士，因此他们又以参观金坛小学、文化馆为名与缪昆联系。他们第二次送李翻译四千元，给"三师娘"也送了礼，又给钱发宜一千元。李翻译说等队长回来马上就释放，最后放要队长批。钱发宜说这案已完，等上面来人就可走，不能老在他们家里。组织上与家属研究，认为可能是敌人哄骗，也有可能释放。

我也去小学走走，缪昆给我介绍老师们，他们对我都很尊敬。

钱发宜家得了钱，对我客气了一点。钱妻说他们家真想放我，但走要队长同意，而队长常在外地开会。她还告诉我一件事：陈仲周的哥哥叫陈法根，宪兵队要他到无锡调查你这个人，也没有结果。说无锡城外都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不敢去。她又告诉我，不少人劝他们放我走，唐王华罗庚的妹妹也问起过我，要她家放我走。

于诗蔡老师送来了字帖，行书、楷书都有，还有小说诗词，我就买些纸张写毛笔字。到年底时，钱家成了大赌场，流氓、汉奸，还有的像日本浪人，有男有女，在堂屋里掷骰子，推牌九，又叫又喊，简直是魔鬼世界。我就到于婉贞老师家去。她家正忙着做烟子过年，她与我谈谈根据地的情况，溧阳县政府还经常在那一带活动。讲老吴在县里。谈到自醒中学要改组，她愿意留校，要我给溧阳县政府写信。我在她家给吴宝康写了学要改组，她愿意留校，要我给溧阳县政府写信。我在她家给吴宝康写了个信，请她带去。

有一天，我正在中间屋里写字，来了个穿藏青呢长袍的青年人，找钱发宜。钱发宜一般不大在家的。这个人见我写毛笔字，心里有几分明白，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犯人，软禁在金坛城里钱家。他问我怎么还没有放走。我说日本人不放。这个人叹气说，前一阵都说要放了，怎么还没给走？他告诉我，我的案子金坛城里都知道：自醒中学的一个女老师被捕，鬼子要她在城里教书，她不愿意，鬼子就不放。他告诉我，他原在新四军的一个地方武装，主力撤退时，要他们全跟着走，他自以为地方情况熟悉，不撤退不转移，结果被敌人包围。现在押在伪军王志贤的队伍里，逃也逃不了，杀又不杀他，关了几月，软禁在城里，他的名字叫朱者赤。我说地方武装不听部队指挥那是很危险的。他说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王志贤的伪军部队离钱家近，大门口望得见。有一天他又来，他说他被释放可回家了。花了上千上万的钱。他父亲卖了水车、牛、田地、房屋，倾家荡产。我说你出去后怎么办？他说他一出城就去找新四军，他也愿意为我奔走，可以为我设法去找朱专员，他们是老乡，又是上下级，熟悉情况，如果我有信他一定带到。他走时也嘱咐我，目前只有两个办法脱身，一个是"逃"，但恐你走不动；还有办法就是出钱，他说现在鬼子不行啦，汉奸也在找出路，只要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一天钱发宜家来了个女青年，专门来看我的。穿学生蓝旗袍，上海人，我们互不认识。她报了姓名（我也忘了），说明来意。她是新四军的被捕人员，走不了，在金坛做了几个月事，现放她去上海家里。问我如何？我说我不准备做事，不放就不放。她也不一定劝我非帮敌人做事不行。可是照她看来，不承担些什么，什么也别想，这个牢门是出不去的。她来得匆忙，简单地说了一说，也没坐就走了。我不知道她帮敌人干过些什么，不过我觉得答应担任伪职是失节，是向敌人低头，我不干。押就押吧，火坑就火坑，就烧死在这儿。人生总有一死，何苦还留个污点。

没过几天李翻译来了。我押在钱发宜家后他没有来过。他后面跟着钱的老婆，她抱着孩子。我心里想，这些汉奸，没心肝的，把我从黑牢里放到普通牢房，拿了我家四千元，这一次又是四千元，还不放我走。我不对他们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看到这个民族败类，跟着鬼子为虎作伥，他从东北横行到江南（人说李翻译原是东北伪满洲的汉奸），在金坛城里帮鬼子为非作歹，我心里就痛恨。钱妻在房内说李翻译请程先生谈谈。我进去，李翻译说前几天那位上海小姐你见到了吧。我说她来过。李翻译接着说，像她这么个结果是最好的了，没有杀她。但马上释放是很困难的。他希望我像她那样，待一个时候就好走了。本来我已来半年，该走了，可是我什么也不愿意干，不要说教员、职员、店员，连个起码的态度还未表示，旁人不好帮忙。他说其实所谓做事，不愿意的话担任个名义也好。我说我不担任。他说，要不，你就算是钱家的家庭教师。钱妻指着孩子说，小孩五六岁了，快上学了，有个老师更好。李翻译说这不是现成的，你教教小孩，对外我们宣布你是她家家庭教师。我说我不是。他说你这个人死心眼，那什么人也不会同情你，你不想想你关在金坛，家属那么远来，家里那么着急，最后还是没什么结果。我想，有一点儿表示岂不是投降，宣布我是家庭教师，岂不是败坏了我名声。钱发宜老婆骂人说，养条狗还看家，这个养着算什么，什么也不肯干。

组织上还是在时时关心我，我又给组织写了信，向李大姐汇报，给县政府、给吴宝康写求援信。缪昆也来或要我去学校商量，但一天天过去真是度日如年。钱发宜隐隐约约表示，城外有朋友与他交谈，他说愿意出把力，但还是有难处，似乎放不放不在他。这已经是1944年4月了。

有一天钱发宜带来一个人，四十多岁，本地人，像颇有社会经验的经纪人。钱说这是城外新交的朋友。钱发宜请他在堂屋里坐，自己进右边房内换衣洗脸。这个人与我打招呼，自我介绍叫李士英，是朱春苑专员请他进城来的。他要我放心，再耐心等几天，快了。已经过两月交谈，虽然几经波折，困难不少，目下已言明下一次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钱已筹备好，在乡下，下一次他把我带出城去。他告诉我：凡是我认识的人他都知道、认识，并问我好。说吴先生问我好。我们匆匆交谈了最重要的几句话，我进左边房间，心里突突的跳。钱发宜说，他也邀请金坛城内朋友一起打牌。不一会，来了一些人，互相应酬，于是打麻将。中午这群人都走了，大概到外面吃饭。临走时李士英说：程先生留步，后会有期。

李士英走后一段时间，金坛城内城外发生了变化，这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组织上发现城内汉奸是大敲竹杠。因形势是：敌人败局摆着，鬼子已日趋忙乱，惶恐不安，伪军汉奸抓钱，准备逃跑。逃跑前都要捞一批，所以凡关押我们一个同志，扬言要一百担甚至一千担的米价才能放走。是放了一些人，可是是阴谋，不仅是勒索敲诈，而且是要我根据地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软化我们。组织上发现后，研究决定，关押在城里的人，在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下各自奋斗，与敌人斗争。不要依赖组织用钱收买汉奸，这个办法不好。这个指示一下，李士英与钱发宜的谈判告吹，李士英不进城了。钱发宜没有到手一批钱，立刻变卦。他说，不是不肯帮忙，是帮不上忙了。我一肚子的不满、懊恼。在缪昆那里，他也安慰我别着急，再另想别法，一定跑出这个虎口，要我注意身体。

没有几天，传来消息，张超已取保释放出金坛城，钱震宇、诸葛慎等溧阳及金坛县长都逃出金坛城了。老百姓中讲得很神，说多少徒弟把他们带出城去的，也有说是撑把伞从城墙上跳下去的。这边送那边接，新四军天兵天将，几天中把他们统统救出去了。我知道后，一方面为他们高兴，暗里祝贺他们脱险，但也怨恨自己没有本事。一没有徒弟，二又走不动路。地下工作的同志认为我跑是不行的，我认为等待只有增加危险，也得路。地下工作的同志认为我跑是不行的，我认为等待只有增加危险，也得赶快设法。

不出所料，一年来宪兵队鬼子没有再对我审讯，大家也以为此案已了，我快走了。有一天，忽然又把我押进宪兵队审讯，把我大骂一顿。鬼子因我们的同志都跑光了，汉奸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拿我出气。鬼子像三堂会审，队长班长统统到齐，说一年来没有动我一根毫毛，可是我执迷不悟，什么也不干，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员，而且城外还有男人。他们一再问是否是党员，是否有男人。我不答复，一声不吭。他们像狼一样凶狠，把我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只觉得天昏地黑，房子像倒下来一般，我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

迷迷糊糊醒来还是在钱发宜家。听爱庆说，我是从一辆木板车上抬下来的。这辆车有七八个人拉着推着过大街。街上两边的人都瞧着。钱妻感到日本人又把这么个人放在她家，也腻了、恼火了。在堂屋里等人走光后破口大骂：短命东洋人，又把这个死尸抬到这儿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是啥道理？我家是牢房，专门押犯人？钱发宜也可能有所考虑：第一，在我身上已经捞了好几千，再也捞不到什么了，李士英不来了，我家里来信表明：店铺营业不振，无钱营救。第二，如鬼子把我杀了，将来鬼子败走，这个杀人的罪名落到钱发宜头上，他也担当不了。他也明白，张超一出金坛城，还是回到新四军去了。钱震宇、诸葛慎逃出去也是回新四军。将来这些人打回金坛城，钱发宜有几个脑袋？

到1944年秋末了，鬼子日子不好过，汉奸也觉得末日将临。杀了我吧，全金坛城里人得骂他们，李翻译、钱发宜是拿了"重金"的，"三师娘"是帮着说情的，他们怎么交代？这时汪精卫、李士群等大汉奸都死了，他们是几类汉奸有几条命，将来往何处去，也得考虑考虑。组织与我家前后花了一百多担稻钱，虽然钱发宜扬言还要一百担稻，实际没有人理会他们了。而且新四军经常烧他们仓库，抓汉奸，他们也害怕，也要想想往后怎么办。

有一天钱发宜说，日本人与新四军打仗时金坛城里的警察局长给新四军俘虏了。要我写信给新四军，日本人与新四军交换俘虏，警察局长回城我回家。我拒绝，我说我谁也不认识，不写。

1944年10月12日，我被捕后关押在金坛整整一年零三个月。这一天早晨，钱发宜出门后忽然又折回来，告诉我今天离开金坛去丹阳。我说还不放我走？他说这回快了，到丹阳后很快就要放了。我说这儿待了一年还不放，到丹阳后是遥遥无期了。我说好吧，你们可以押我一辈子。钱发宜说今天中午提前吃饭。他出去了，大老婆早饭后抱着孩子上街抽大烟去了，钱家只有爱庆在。我对爱庆说我下午就走，现在赶快去找缪昆。缪昆说，来得真快，这批坏蛋，他们倒赶在前面了。本来地下工作同志正在商量我如何逃跑的问题，现在来不及了。他要我放心，去了再说。我要他与丹阳城地下工作联系，我押丹阳后来找我。他答应我到丹阳后，一定设法使人与我接上关系，反正哪儿都有共产党组织，哪儿都有我们的同志。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