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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襟危坐还是躺平?中国生活观念的百年演变

      发布时间:2026-05-06 09:03  浏览量:1

      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最近刷榜爷账号的时候,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评论。原话是这样的:

      “明式家具好看不好坐,有逼人“正襟危坐”的设计元素在里面。”

      这话乍听让人有点想反驳,但细思一下也不无道理。

      黄花梨圈椅、紫檀官帽椅这些硬木椅线条舒展,比例优雅。但一坐上去,第一反应往往是——硬。坐面硬,靠背硬,扶手也硬。靠背顶住后背,扶手架住两肋,像是一个沉默的长者在提醒:坐直了,别松懈。

      但明式家具的设计并非不谙人体,相反,圈椅的背板做成S形弧线,恰恰贴合了脊柱的自然曲度;官帽椅的坐高大约五十二厘米,使大腿与小腿能够形成接近九十度的舒适夹角;扶手的位置与高度,刚好让前臂自然搭放,肩部不必耸起也不致下垂。

      它在可设计的范围内,已经最大程度上完善了舒适度。

      二十世纪 黄花梨独板四出头官帽椅(一对)

      但就如那条评论所言,明式家具确实有规整坐姿的意味。

      在中国古代家具的设计语言里,舒适往往不是第一优先级,

      端正

      才是。这种“正襟危坐”的要求,背后是“站有站姿,坐有坐姿”的传统观念——通过规范身体来涵养精神,将礼制内化为一举一动。

      清式中堂 太师椅

      由此延伸开去,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从明清到民国,再到今天,中国人的坐姿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那些曾经承载礼制的传统家具,在现代家居中还能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生存方式?

      礼以正身,坐以观心

      在面对一把软面沙发椅,和一把中式木质扶手椅的时候,大家潜意识里会更倾向哪一把?

      民国 红木海派软包沙发成套(一套三件)

      清 黄花梨南官帽椅(一对)

      在儒家的观念里,礼的外显首先落实于身体。站如松,坐如钟不是迂腐的教条,而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外化——通过端正的姿势,培养敬慎的心态。

      当一个人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呼吸趋于平稳,精神自然凝聚。接待客人时显得庄重得体,独自读书时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家具在此充当了礼的延伸,身体则成为精神的外在镜照。

      宋 《十八学士图》(局部) 官帽椅和绣墩

      舒适度问题其实也困扰着古人,和我们一样,古人也怕硬、怕凉、怕久坐不适。宋、明、清三朝流传的大多数帝王和嫔妃画像中,可以发现大量关于椅披、坐褥、靠垫的描绘。

      宋仁宗皇后坐像 椅披

      冬日在宝座上披厚绒或皮毛制成的椅披,以丝带系于椅背;夏日则铺上凉席或竹编薄垫,保持清爽。脚底还配有脚踏,可调节双腿的承托高度,减轻大腿根部的压迫。

      我们今天看到的素椅,往往是因为软装不易保存,而非古人真的直接坐于硬木之上。

      紫檀云龙纹三弯腿五屏风宝座 配脚踏

      《礼记》中讲“经”与“权”的关系——根本的秩序是“经”,具体情境下的适宜调整是“权”,事急从权,正是此意。

      端正的姿态是礼的根本,而冬加厚褥、夏铺薄席、老者加垫、幼者用矮脚踏,都是在不违背根本的前提下,对具体需求的灵活回应。

      西风东渐,观念乃迁

      到了清末民初,这条延续数百年的“身体经验路径”,遇到了极强的西洋风潮冲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此后,西洋商品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南京条约》

      西洋沙发、弹簧床垫、可调节角度的安乐椅、带有软垫的餐椅——这些舶来品带来了一种全新生活理念,人们的生活渐渐开始从

      为礼而坐

      ,转向了

      为己而坐

      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家具,无论是明式的官帽椅,还是清式的太师椅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人在家具面前应当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即便加了软垫,姿态的端正仍然是默认要求。

      西洋家具则完全不同,沙发的设计目标就是让人“窝”进去,弹簧和海绵主动包裹身体,靠背可以后仰,扶手可以侧靠。

      这种思维方式的西风浸染不仅表现在居室环境,更普遍存在于社交空间中。晚清至民国,通商口岸的城市出现了西式沙龙、咖啡馆、百货公司、西餐厅。这些新式社交空间里,人们的坐姿逐渐随意化、个体化。

      上海屋里厢石库门博物馆内的陈设

      与之相伴的,是社会思潮的深层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个体解放”“自然人性”成为时代的关键词。

      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主张人应当从家族与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于是海派家具一时盛行,当时典型搭配就是“红木为骨,西式为用”。用传统硬木作框架支撑,将座面和靠背配上西式软靠垫,造型全面西化的同时,依旧有基于中式传统造型的创新。

      民国 红木草叶纹软包海派西洋沙发成套

      这些1843年至1949年间的海派家具,是社会观念转变的物证——人们既留恋传统材质带来的高级感与文化认同,又渴望西洋家具所提供的身体舒适。

      不过这种转向并非只有增益而没有代价,过软的沙发会导致脊柱失去有效支撑,长期使用容易引发腰痛;深陷的坐面会压迫大腿后侧的血管与神经。

      而明式硬木椅却能鼓励核心肌群保持张力,坐面高度与深度也更有利于骨盆保持中立位。

      两种设计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各有其局限,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身体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古物可塑,两全其美

      那么,在今天这个既重视健康又讲究审美的时代,明式家具还能不能进入日常生活?

      收藏明式家具是一个多方面的、美的享受。有的藏友买回去喜欢放着静静观赏,以供收藏;有的藏友喜欢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发挥其家具本身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有一个常见的顾虑——买回家怕坐久了疲累,不买又觉得美。

      其实真实的生活场景是多变的,家具之所以称为“家具”,正在于它是“家庭用具”,服务于人的日常需求。古代人懂得加椅披、放坐褥,以现代人的居室空间,完全可以比古人更灵活、更多变。

      比如在客厅的一侧摆放一对明式圈椅,配以定制的丝绵坐垫和脚踏,另一侧则是一组现代布艺沙发。想瘫着追剧,就窝进沙发;想静心写字,或者与合作伙伴进行一场正式谈话,就坐在扶手椅上。

      不同家具对应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姿态匹配不同的心境。想要用得舒服,完全可以随心对家具本身或居室空间进行改造,也许会更多一层采菊东篱下的悠闲适意。

      这些微小的改动,既保留了明式家具的线条美与精神气,又容纳了现代人对舒适的基本需求。这并非对传统的背离,恰恰是传统中本就蕴含的“权变”智慧的当代实践。

      回到最初那条评论,明式家具确实有一个“框架”——既是物理意义上的木构框架,也是思想意义上的礼制框架。

      而今天,我们拥有了更多主动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身体感受、待客礼仪、季节变化,去决定要不要加垫子、加什么样的垫子、什么时候撤掉它。这种个人搭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活美学。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当代社会中的“礼”——只不过它不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带着尊重与分寸感的生活智慧。

      它既包含了对器物的珍视,也包含了对自我身体的关怀,足以让我们以更自得的状态,诗意的栖居在这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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