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专栏 | 广州办公家具制造业“离场”之谜：核心区的荣光与产业重构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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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定位的迭代，让办公家具制造从“适配产业”沦为“边缘产业”。广州作为大湾区科技创新、现代服务核心区，近年来加速推进“退二进三”战略，工业用地指标持续收紧，核心区域更是将高端制造、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作为重点培育方向。数据显示，广州中心六区34%的建设用地为低效用地，其中大量老旧厂房被纳入城市更新规划，而办公家具制造因“占地广、产值密度低”，成为重点腾退对象。相比之下，周边佛山、东莞的工业用地价格仅为广州的一半，珠海、中山更推出千万平方米级“高品质、低租金”产业保障房，形成鲜明政策洼地。当广州将工业用地出让与高亩均产值、高税收指标强制绑定，多数中小办公家具企业因难以达标而被迫外迁，而头部企业也更倾向于将生产基地布局在成本更低、政策更友好的周边城市。

成本结构的系统性失衡，彻底瓦解了传统制造的盈利基础。办公家具制造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土地、劳动力、物流三大成本构成核心支出。据有关材料显示，广州工业地价是佛山、东莞的两倍左右，核心区域厂房租金更是十年间上涨三倍，一家中等规模企业仅年租金支出就可能吞噬30%以上利润。同时，广州人口结构转型导致劳动力红利消退，熟练技工招聘难度加大，用工成本较十年前上涨超80%，而周边城市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力成本优势愈发明显。物流成本的劣势同样突出，广州核心城区限行政策频繁，大件家具运输效率低下，从市中心到郊区的运输成本较周边城市高出50%以上，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多重成本叠加下，广州办公家具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遭遇严峻考验，部分企业即便维持满负荷生产，也仅能实现微利，发展乏力成为普遍状态。

产业生态的协同错位，让广州失去了传统制造的集群优势。办公家具制造高度依赖上下游产业链配套，而广州近年来的产业升级更偏向高科技、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配套生态逐渐弱化。尽管广佛环线通车后提升了供应链效率，但相比佛山顺德、东莞厚街完善的五金、板材、海绵等配套集群，广州本地配套能力仍显不足，部分核心配件需跨城采购，增加了时间与资金成本。更关键的是，广州办公家具企业的转型步伐未能跟上市场需求变化。当前行业已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客户需要的是办公空间规划、设计、维护全流程解决方案，但广州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生产加工模式，产品同质化严重，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滞后。反观圣奥等头部企业，选择将华南区域总部设在深圳，聚焦体验展示、方案设计等高端服务，而将生产基地布局在中山，正是看透了广州在制造端的生态短板。

值得警惕的是，广州办公家具制造业的“离场”并非个例，而是一线城市传统制造业转型的缩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州彻底放弃该产业。事实上，部分企业选择“生产外迁、总部留守”模式，将研发、设计、销售总部留在广州，借助大湾区的人才、市场优势抢占价值链高端。这种“总部+制造基地”的空间重构，本质上是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广州应正视自身定位，不再执着于保留低端制造环节，而是聚焦产业链高端，打造办公家具设计研发中心、品牌运营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与周边城市形成“广州研发+湾区制造”的协同格局。

对于办公家具企业而言，与其固守广州的区位荣光，不如主动适应产业重构趋势。头部企业可借鉴圣奥模式，将生产基地外迁以控制成本，同时在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布局体验中心，以“共享生态”模式整合资源，提升服务能力；中小企业则可聚焦细分领域，深耕智能化、绿色化产品研发，借助广州的人才优势实现差异化竞争。而政府层面，广州需优化产业政策，避免“一刀切”式腾退，可在远郊区划定专项产业园区，保留必要的制造配套，同时加大对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的支持力度，让广州仍能在办公家具产业价值链中占据核心位置。

广州办公家具制造业的“离场潮”，是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不必过度惋惜。传统制造的外迁，恰恰为高端产业腾出了发展空间，而产业的空间重构也让大湾区形成更合理的产业分工。未来，广州办公家具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应再依赖低成本制造，而应体现在设计创新、品牌运营和服务赋能上。唯有找准定位、协同发展，才能让广州在大湾区办公家具产业的重构中，继续扮演核心引领角色，实现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