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全村集资办厂他没投，五年后工厂倒闭，唯独他家买了新房
发布时间：2025-09-20 18:54 浏览量：46
我爸叫陈建国，我们村最后一个木匠。
这么说可能不准确，毕竟后来村里也有年轻人学这门手艺，但他们用的是电刨、电锯，做的是欧式、简欧，我爸不一样。
他守着一屋子老掉牙的手工家什，锯子、刨子、墨斗、凿子，每一样都盘得包浆发亮。
他做活儿慢，但做出来的东西，严丝合缝，带着木头本身的温润和香气，能传代。
我们村，叫陈家洼，顾名思义，一村子的人，往上数八辈，基本都姓陈，沾亲带故。
1998年，我十岁。
那年夏天，南方的风裹着燥热的尘土，吹得人心里发慌。
村西头的喇叭里，第一次不再是《天气预报》和村支书的干咳，而是放起了当时最流行的《心太软》。
任贤齐一遍遍地唱着“你总是心太软”，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跟着哼哼。
但这歌儿的靡靡之音，掩盖不住一股更大的浪潮。
办厂。
集资办厂。
这股风不知道从哪个镇上吹过来的，一夜之间，就在陈家洼扎了根。
带头的是我大伯，陈建军，当时的村支书。
我大伯是个能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说，现在城里人富了，都兴打家具，咱们村祖祖辈辈都是木匠，守着金饭碗要饭，窝囊！
他说，咱们要办个自己的家具厂，就叫“陈氏家私”，统一采购，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不出三年，家家户户盖新房，买彩电！
大伯的话，像一颗火星子，点燃了整个陈家洼。
那段时间，村里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亢奋的光。
晚上不打牌了，不看电视了，三五成群地聚在我大伯家门口，听他描绘蓝图。
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要发大财”的甜腻味道。
集资动员大会，就在村西头的大槐树下开。
那天晚上，人山人海，连嫁出去的闺女都抱着孩子赶回来了。
大伯站在一张八仙桌上，拿着铁皮喇叭，喊得脸红脖子粗。
“乡亲们！这是咱陈家洼百年不遇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陈建军第一个，把家底全拿出来，投三万！”
人群里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九八年的三万块，那是一笔巨款。
紧接着，村里的富户们一个个表态，一万，八千，五千……
气氛越来越热烈，像一锅烧开了的水。
轮到我家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聚焦在我爸身上。
我爸是陈家洼公认手艺最好的木匠，所有人都觉得，他不仅应该投钱，还应该当厂里的技术总监。
我爸沉默着，蹲在人群的最外圈，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毛钱一包的黄桃烟。
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大伯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喊：“建国，你表个态！你手艺最好，你得多出点力！”
我爸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他没往桌子那边走，反而拉着我的手，准备回家。
所有人都愣住了。
大伯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陈建国！你什么意思？”
我爸停下脚步，回头，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人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不投。”
三个字，像一块石头砸进滚油里。
炸了。
“为啥不投？建国，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就是啊，全村都投了，你这是不合群！”
“我看他就是蔫儿坏，想自个儿单干，见不得大家好！”
唾沫星子几乎要把我们父子俩淹没。
我攥紧我爸的手，他的手心很烫，都是汗。
大伯从桌子上跳下来，几步冲到我爸面前，指着他的鼻子。
“建国，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你是不是觉得我陈建军在骗大家？”
我爸看着他，眼神很平静，像村口那口老井。
“哥，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就说你投不投吧！”
“不投。”
我爸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是震天的咒骂和议论。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爷俩的背上。
那天晚上，我妈哭了。
她跟我爸吵，说他是个木头疙瘩，死脑筋，得罪了全村人，以后我们家在村里还怎么做人。
我爸一句话没说，就坐在小马扎上，一口一口地喝着劣质的白酒。
屋里没开灯，月光照进来，把他和我妈的影子拉得好长。
我躲在门后，大气不敢出。
我也不懂我爸为什么这么犟。
在我心里，办厂是好事，是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事。
我爸是全村手艺最好的木匠，他应该带头才对。
可他偏不。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被孤立了。
走在路上，没人跟我们打招呼，背后全是指指点点的。
小孩子们朝我扔石子，骂我是“全村公敌的儿子”。
我去村里小卖部买酱油，老板娘把钱摔在柜台上，好像沾了什么脏东西。
家里的亲戚，也开始疏远我们。
我妈回娘家，哭着回来的。她说，连她亲弟弟都劝她，让我爸赶紧去给大伯道个歉，把钱投了，不然亲戚都没得做。
那段日子，我们家的空气都是凝固的。
我爸的话更少了，每天就是天不亮就起床，去他那个小木工房里，锯木头，刨木花。
“吱啦——吱啦——”的声音，成了我们家唯一的背景音。
而村里的家具厂，在震天的鞭炮声中，红红火火地开业了。
大机器运进来，厂房盖起来，村里的青壮年都进了厂，成了“工人”。
每天上下班，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车铃按得“叮铃”作响，脸上是藏不住的骄傲。
第一年年底，厂里分红了。
投了钱的，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几千块。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买摩托车的，买大彩电的，盖新房的，一派欣欣向荣。
大伯成了全村的英雄，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
他家买了全村第一台VCD，晚上在院子里放《古惑仔》，半个村子的人都搬着板凳去看。
那光影闪烁的院子，和我们家漆黑的窗户，像是两个世界。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口都挂上了大红灯笼，贴上了崭新的对联。
只有我们家，冷冷清清。
大年三十晚上，别人家都是欢声笑语，我们家连电视都没开。
我爸喝着闷酒，我妈在一旁抹眼泪。
我忍不住问：“爸，你后悔吗？”
我爸夹了一筷子花生米，慢慢地嚼着，过了很久，才说：“默儿，你记住，人这辈子，不能只看眼前。”
我不懂。
我只知道，因为他的“不看眼前”，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笑话。
第二年，第三年，家具厂的生意越来越好。
据说订单都排到明年了。
村里人的腰包越来越鼓，说话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他们在路上碰到我爸，会故意大声说：“哎呀，这人啊，就是命！有的人，财神爷敲门他都不要！”
还有人阴阳怪气地对我爸说：“建国啊，现在想入股，晚了！门槛高了！”
我爸从不搭理他们，只是埋头干自己的活儿。
他的小作坊，还是老样子。
别人用机器开料，他用手锯；别人用喷漆，他用生漆一遍遍地打磨。
他的活儿慢，价钱也比厂里的贵，但总有那么些识货的人，从县里，甚至市里，专门开车来找他。
他们说，陈师傅做的家具，有“魂”。
我爸靠着这点“魂”，勉强养活着我们一家。
但这点微薄的收入，在日进斗金的家具厂面前，就像是萤火之于皓月。
我上了初中，需要住校。
每个周末回家，都能感觉到村里和我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同学家都铺上了瓷砖，墙上刷得雪白，我家还是泥土地，墙壁被烟火熏得发黄。
他们穿着城里买来的新衣服，我穿着我妈用旧衣服改的褂子。
那种自卑，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我开始怨我爸。
我觉得他自私，固执，为了那点可笑的清高，让我们全家跟着他受穷，被人瞧不起。
有一次，我因为这事跟他大吵了一架。
我冲他吼：“你为什么就不能跟别人一样！你看看大伯家，看看村里其他人！我们家呢？”
我爸愣住了，手里的刨子停在半空。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默默地转过身，继续刨着那块木头。
“吱啦——吱啦——”
那声音，在那一刻，我觉得无比刺耳。
我摔门而出，一整个星期没回家。
我以为我爸会来学校找我，或者至少托人给我带句话。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又气又委屈，我觉得我爸根本不爱我。
转折，发生在2003年。
那年，“非典”闹得很凶。
但比病毒更先击垮陈家洼的，是另一场风暴。
家具厂，出事了。
先是听说，厂里生产的一批货，因为甲醛超标，被客户全部退了回来，赔了一大笔钱。
接着，又听说，厂里的木材供应商，卷款跑了，几十万的预付款打了水漂。
然后，是银行开始催贷。
一环扣一环，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之前有多红火，现在就有多凄凉。
厂子停工了，工人没活儿干，开始回家待着。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是暂时的困难，大伯也天天开会，给大家鼓劲，说他已经去市里找关系了，很快就有新的投资进来。
但一天天过去，等来的不是投资，而是一张张法院的传票。
村里人彻底慌了。
他们把当初投的钱，分的红，一股脑又都投了进去，想救活这个厂。
但那是个无底洞。
不到半年，陈氏家私，这个曾经承载了全村人希望的明星企业，宣布破产。
所有的机器、厂房，都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村里，一下子就安静了。
那种死一样的寂静。
之前那些穿着工服，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又重新扛起了锄头，但脸上再也没有了那种神气。
女人们聚在一起，不再是炫耀新买的衣服和首饰，而是抱头痛哭。
她们的男人，把一辈子的积蓄，甚至借来的高利贷，都砸进了那个无底洞里。
一夜之间，很多人家，从“万元户”变成了“负翁”。
大伯老得最快。
几个月不见，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再也不是那个站在八仙桌上挥斥方遒的村支书。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
后来听说，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还了最大的一笔债，然后带着老婆孩子，连夜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村里人，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
但骂过之后，日子还得过。
只是，那股精气神，没了。
整个陈家洼，都笼罩在一种绝望和颓败的气氛里。
也就是在那年冬天，我们家，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新房。
三室一厅，一百二十平，带暖气。
消息传回村里，整个陈家洼，第二次被点燃了。
但这一次，不是希望的火焰，而是嫉妒和仇恨的怒火。
“我就说陈建国不是好东西！他肯定早就知道厂子要倒，故意不投的！”
“他是不是在外面发了什么横财？不然哪来那么多钱？”
“他这是在看我们全村的笑话！在我们伤口上撒盐！”
各种难听的猜测和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飞。
比五年前那次，更恶毒，更伤人。
那天，我们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一群人冲了进来，领头的是我二叔，陈建军的亲弟弟。
他眼睛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陈建国！你给我出来！”
我爸从屋里走出来，很平静地看着他们。
“老二，有事吗？”
“有事吗？我问你，你哪来的钱买房？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们家破产，盼着我哥倒霉？”
我爸皱了皱眉：“我买房的钱，是我一刨子一刨子刨出来的，一分一厘，都干干净净。”
“干净？谁信！你就是个白眼狼！冷血动物！全村人都掉坑里了，就你一个人在岸上看笑话！”
“就是！当初你要是肯拉我哥一把，厂子说不定就不会倒！”
人群情绪激动，唾沫横飞。
我妈想上去理论，被我爸一把拉住了。
我爸看着他们，缓缓地摇了摇头，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我看不懂的悲伤。
他说：“当初，不是我不拉，是我知道，那个坑，拉不住。”
“你放屁！你就是自私！”
二叔说着，一拳就朝我爸脸上挥了过来。
我爸没躲。
那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他脸上，嘴角立刻就见了血。
我当时就疯了，抄起门边的一根木棍，就要冲上去拼命。
我爸却一把抱住了我，死死地抱住。
他力气大得惊人，我怎么也挣脱不开。
“默儿！别动手！”
他冲我吼，声音嘶哑。
那些人，看我爸没还手，也就不再动手了。
他们只是围着我们家，不停地咒骂，把世界上最难听的话，都用在了我爸身上。
我爸就那么抱着我，任由他们骂。
他的胸膛很宽，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发抖。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些人骂累了，才渐渐散去。
屋子里，一片狼藉。
我妈扶着我爸，用毛巾给他擦脸上的血，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我爸咧了咧嘴，想笑一下，却牵动了伤口，疼得“嘶”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们连夜搬走了。
坐着一辆破旧的农用三轮车，在深夜里，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陈家洼。
我回头看，村子在黑暗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我心里没有一点喜悦，只有无尽的悲凉。
到了县城的新家，一切都是陌生的。
明亮的灯，雪白的墙，干净的地板。
但我总觉得，这个家里，缺了点什么。
缺了那股熟悉的，木头的味道。
也缺了，人气。
搬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爸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怎么出门。
他也不再做木活儿了。
他那些宝贝似的工具，都被他用布包好，放在了储藏室的角落里，落了灰。
他每天就是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知道，他心里苦。
他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却被自己的亲兄弟，被自己村里的人，当成了仇人。
那种痛，比挨一拳，要疼得多。
我试着去理解他。
我开始回想那五年。
我想起，家具厂最红火的时候，我爸的小作坊，生意也并没有差。
那些从城里来的人，开着小轿车，提着好烟好酒，客客气气地求我爸给他们做一套家具。
我爸总是摇头，说他手慢，接不了急活儿。
他说，他一个月，最多只能做一套。
我当时觉得他傻，有钱不赚。
现在想来，他不是不想赚，而是在守着什么。
我又想起，我们家买房的钱。
我妈后来偷偷告诉我，那些年，我爸接的活儿，赚的钱，一分都没乱花。
他把钱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藏在床底下。
我妈说，她好几次劝他，把钱拿出来，把家里修一修，或者给我买几件新衣服。
我爸都不同意。
他说，这钱，是救命钱，不能动。
我妈不懂什么是“救命钱”，直到家具厂倒了，村里人债台高筑，她才明白。
我爸，他好像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结局。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如果他当初把道理讲清楚，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多误会和怨恨？
这个疑问，一直压在我心里，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
我去省城读书，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第一次，主动找我喝酒。
他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我们爷俩，就那么静静地喝着。
酒过三巡，他眼眶红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默儿，在外面，好好学习，别学爸，爸没本事。”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埋藏多年的问题。
“爸，当年，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那个厂子会倒？”
我爸沉默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过了好久，他才缓过来。
他看着窗外的夜色，缓缓地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他说：“默儿，你知道你爷爷，是怎么没的吗？”
我摇摇头。
我只知道，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爸说：“你爷爷，跟你大伯一样，也是个能人，也是个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的好人。”
“那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
“你爷爷，也是带头人。他把家里的铁锅都砸了，捐了出去。他还带着村里人，上山砍树，挖矿，没日没夜地干。”
“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能实现了。”
“结果呢？”
我爸的声音，透着一股说不尽的苍凉。
“结果，树砍光了，地荒了，炼出来的，是一堆没用的铁疙瘩。”
“那年冬天，特别冷，饿死了好多人。”
“村里人，不记着你爷爷当初的好，只记着是他带着大家走错了路。所有的怨，所有的恨，都冲着他去了。”
“你爷爷，他扛不住，他觉得他对不起全村人。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走到村西头那棵大槐树下，上吊了。”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起过。
我爸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找到他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身体都硬了。”
“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人心，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是掺了钱的人心。”
“办厂的事，我不是没劝过你大伯。我跟他说，咱陈家洼的人，都是小农思想，赚了钱，容易红眼；赔了钱，更容易翻脸。这种合伙的生意，做不得。”
“我说，咱们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讲究的是个‘慢’字，是‘精’字。跟机器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一条路。”
“可他听不进去啊。”
“他觉得我是小家子气，挡他的财路。”
“动员大会上，我要是把这些话，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出来，你猜会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但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那时候，全村人都被发财梦冲昏了头脑。
我爸的话，只会被当成是嫉妒，是居心叵测。
他不仅不会被感激，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撕得粉碎。
“我没办法。”我爸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只能管好我自己，管好我们这个家。”
“我不投钱，不是为了看他们笑话。我是怕，怕我们家也陷进去。我更是怕，怕将来厂子倒了，大家反目成仇，连最后一丝亲情和乡情，都剩不下。”
“我看着他们把钱投进去，看着他们分红，看着他们盖新房，我比谁都难受。”
“我就像看着一群人，笑着，闹着，朝悬崖边走过去。我想喊，可他们捂着耳朵，听不见。”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五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做梦，都梦见你爷爷，吊在那棵槐树上，眼睛瞪着我。”
“默儿，爸没本事，爸救不了所有人。”
“爸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攒点钱。我想着，万一，我是说万一，将来他们真的过不下去了，我还能搭把手，不至于看着他们去死。”
那一刻，我终于懂了。
我懂了他五年的沉默，懂了他挨的那一拳，懂了他所有的“固执”和“不近人情”。
那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慈悲。
是一种看透了人性，却又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善意的无奈。
他不是在看笑话，他是在承受。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全村人的误解，承受着一个他早已预见的悲剧。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抱着我爸，哭得像个孩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家被全村抛弃了。
现在我才知道，是我爸，用他自己的方式，守护了我们，也试图守护着那个摇摇欲坠的村庄。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
我和我爸妈，也彻底成了“城里人”。
我们很少再回陈家洼。
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地给爷爷奶奶上个坟，就走了。
村子，比我们离开时，更破败了。
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具厂，厂房的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窗户的玻璃碎得精光，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像一个巨大而丑陋的伤疤，横在村子中央。
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个燥热的夏天，想起我爸沉默的背影。
有一年春节，我爸突然说，想回村里过年。
我很惊讶。
他说，人老了，想家了。
我们回去了。
车子开进村口，一切都好像没变，又好像都变了。
村里人看到我们，眼神很复杂。
有躲闪，有尴尬，也有那么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敌意了。
我们在老房子里，生了火，贴了对联。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正准备吃年夜饭。
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是二叔。
他比我记忆里，老了太多。头发花白，腰也弯了，手里提着一瓶酒，一包点心，局促地站在门口。
“大哥……在家啊？”
我爸走了过来，看着他，点了点头。
“进来吧。”
二叔进了屋，把东西放在桌上，搓着手，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还是我爸，给他倒了杯酒。
“坐下，喝点。”
二叔端起酒杯，手抖得厉害。
他看着我爸，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哥，我对不起你。”
他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当年，是我混蛋，是我打了你……我不是人……”
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又给他满上。
“都过去了。”
“过不去！”二叔的声音哽咽了，“这些年，我越想越明白。当初，你是对的。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
“我哥他……他到死都惦记着这事。他临走前跟我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心里一惊。
“大伯他……”
二叔抹了把眼泪：“前年，在工地上，架子塌了，没抢救过来。”
屋子里，一片死寂。
我爸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久久没有动。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是恨吗？
或许有过。
但此刻，我从他的脸上，只看到了悲伤。
一种，对血脉亲情的，最沉痛的悲伤。
那天晚上，二叔喝了很多，说了很多。
他说，厂子倒了以后，村里人过得都不好。
很多人，到现在还没还清当年的债。
他说，大家后来都想明白了，我爸当初，不是坏，是看得远。
只是，没人好意思，再来找我们。
那张脸，没地方搁。
第二天，大年初一。
我们家门口，陆陆续续地，来了很多人。
都是村里的长辈，乡亲。
他们提着鸡蛋，拿着自家种的青菜，站在门口，笑着，带着一丝讨好和愧疚。
他们不再叫我爸“陈建国”，而是叫他“建国哥”。
他们跟我爸拉家常，问我妈身体好不好，夸我出息了。
仿佛，那五年的隔阂，那十年的怨恨，都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爸，也没提过去的事。
他给每个人发烟，倒茶，留他们吃饭。
老屋里，几十年没有这么热闹过。
我看着我爸，在人群中，忙碌着，笑着。
他的背，不再像以前那么挺直了，鬓角也有了白发。
但我知道，压在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搬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回村里过年。
我爸，又重新拿起了他的那些工具。
他不再是给自己家做家具了。
他给村里的东家，打一张桌子；给西家，修一把椅子。
有时候，人家要给钱，他总说：“邻里邻居的，提什么钱。”
他甚至，开始带徒弟。
村里几个找不到活儿干的年轻人，跟着他学手艺。
他教得很严，他说：“学木匠，先学做人。心要正，手才稳。”
他的小木工房，又响起了那熟悉的“吱啦——吱-啦——”声。
那声音，不再刺耳，反而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去年，村里搞新农村建设，要拆掉那个废弃的家具厂。
拆迁那天，很多人都去看了。
我爸也去了。
他站在人群里，看着挖掘机，把那栋曾经承载了全村梦想，也带来了无尽痛苦的建筑，一点点推平。
尘土飞扬。
我问他：“爸，想什么呢？”
他看着那片废墟，看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默儿，一个村子，就像一棵树。枝叶长得再茂盛，根要是烂了，早晚要倒。”
“那什么才是根？”我问。
他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那是我见过，他最轻松的笑。
“是人心，是本分。”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也照亮了他身后的那片，正在获得新生的土地。
我忽然觉得，我爸，他这一辈子，守着的，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他守着的，是比金钱、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
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一个人，在任何风浪里，都站得稳，走得远。
那东西，就叫“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