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在我家居住的日子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我家就居住在靖宇县（原濛江县）那尔轰的西北岔子。那时，这里是一片深山密林，只有东北岔子有几户人家，而西北岔子就我们一户独门独院。就是在这人烟稀少的深山里，我认识了杨靖宇司令，他引导我明白了许多抗日的道理。回忆起那不平凡的岁月，真是终生难忘。

米饭寄深情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到我们家乡的时候，我才17岁，和我的丈夫、兄嫂，围着空洞洞的三间大草房过日子。1933年，我们家突然热闹起来了，每隔几天，院里院外就挤满了人，充满了快活和生气。当时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但看得出这些人和日本鬼子完全不一样，他们和我们亲如一家，所以，我们之间也很快就熟悉了。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就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就是在这一年，我们一家认识了人民军第一军独立师的师长杨靖宇。

人民军的战士们在我家来来往往，今天来了，明天就消失在深山里。每当他们来到这个偏僻的院子里，就担水、劈柴，什么活都干。我亲眼看到了，在这支队伍里还有女同志，她们整天为抗日奔忙，不是写标语，就是写传单。我是个农村妇女，不能直接参加抗日，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就为他们好好做几顿饭吃吧，也算是我送给人民军战士们的一点深情。从此，每当杨师长和他的战士们来到我们家，我就给他们做饭吃。那时，我们家就是粮食多，我丈夫他们哥三，多年开荒，共种了30多垧地，人民军的首长们一来开会，吃住就都在我们家里。

在我的记忆里，杨靖宇的部队在我家院里共召开三次大型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1935年10月4日，这时，这支队伍已改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是第一军的总司令了。那一天，我家的院子里比以往都热闹了，一杆鲜艳的红旗在房顶上迎风飘扬，东北抗联第一、二军，大约四、五百人在这个院子里胜利会师，我为他们烧水、做饭。最使我难忘的是；会师大会深深教育了我，在大会上，我听到了师长曹国安的讲话，听到了杨司令的讲话。就是在这一天，我开始懂得了打日本鬼子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日子的道理。

这次大会以后，有一天，杨司令热情地对我说：“小刘同志，我们吃你家的粮食都记账了，等日本鬼子打垮以后，我们一定还给你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叫我“同志”，我感到这句话是特别亲切的，可是一听到下面这句带有抱歉的话，便有些不好意思了。我想，抗联战士整天是风里来、雨里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鬼子，也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宁的日子，吃我们点粮食算得了什么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杨司令，你们为我们打天下不知吃了多少苦，可我们为你们做得太少了，仅有的粗米饭你们尽管吃吧，只要日本鬼子打跑了，就是把我们的粮食吃光我也高兴呵”。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只要抗联的首长和战士们来到我们家，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一家和抗联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的小战士逗我说：“大嫂做的饭，米粒小情意重啊！”

护理伤员像亲人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我为抗日联军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护理伤员。

那时候，在我家住的伤员接连不断，当时这里还有后方医院，部队的医务人员又少，凡是没有太危险的伤员就交给我护理了。我呢，成了抗联队伍的专门医务人员，每天起早贪黑的为伤员包扎换药，每顿饭为他们做上细粮。我们家没有大米，没有白面，只有小米做成粥，煮上鸡蛋。我把鸡蛋都积攒起来，留给伤员吃，记得有两位叫姚鹏和蒋凤山的，他们在我家一直住了三个多月。在我的眼前，他们就像亲人一样，我每天吃苦挨累的护理亲人，这些亲人经常给我讲抗日故事，启发我不要只陷入家庭的小圈子里，要为抗日多做贡献。

受抗日联军的影响，在我的心里，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为了早日消灭日本鬼子，我决心抛弃家庭的一切，为伤员早日奔向战场，尽到我最大的努力。

为抗日联军做点工作可不是风平浪静的。大约是1939年左右，来了一伙日本鬼子，到我们这里扫荡，这伙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在东北岔子挨家查问，寻找为抗日联军办过事的人和哪家留过抗日联军伤病员。因为我家在西北岔子独门独院，离东北岔子较远，鬼子没有过来，那里的老百姓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出我家的目标，可是东北岔子的群众遭受到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为了保存我们这个抗联队伍的联络站，伤病员的落足之地，我们只能愤怒地望着东北岔子的烈火。

鬼子的威胁没有吓倒我，反而在我心中增添了新的仇恨。我同往常一样护理着伤员，只要伤员一抬过来，我就为他们包扎、换药、熬药……。

我为抗联分忧愁

随着战争岁月的流逝，我这个农家妇女渐渐成了抗日联军的后勤兵，从做饭到护理伤员、埋藏武器等等，每一件事都使我得到了锻炼。

有一次，杨司令和几个人在我家里的北炕上开会，我在外屋灶房为他们做饭，只听杨司令叹着气说：“哎，现在布匹又紧张了买布已成了大问题，要是出去人，可能要暴露我们的目标。”我把这件事默默地记在心里。待我丈夫种地回来，我便偷偷告诉了他，让他想想办法。我丈夫于会斌忠厚老实，平时什么事都信我的话。得知这件事，他只是摇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后来我突然想起东北岔子曾有人去桦甸县城买布的事，于是，我又和丈夫商量，让他吃点辛苦，去桦甸买些布来，开导他也为抗联做点工作。丈夫终于同意了。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翻山越岭去一次桦甸。

当杨司令知道这件事以后，热情地赞扬了我，他说：“小刘同志，你成了我们最好的助手。以后，我希望你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打日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呵。”以后，杨司令又和我讲了许多参加革命的道理，告诉我，不是抗联战士也能做革命工作。

杨司令的鼓励和引导，使我更坚定了为抗日联军做工作的信心。在那个时候，我已深深地懂得了，抗日工作不是几个人的事，为了做更多的工作，我动员了嫂嫂于氏，我们互相配合，为抗日联军创造了不少方便条件。

僻静的深山，孤独的院落，为我们支援抗日提供了自然条件，抗日联军使用过的武器，有时来不及携带，就放在我们家里，我总是为他们好好地保存起来。杨司令最后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把他用过的马鞍子留下了，我把它隐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万没想到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纪念品了，现在，这个马鞍和他在我家开会时用过的长条桌子，都放在靖宇县的靖宇纪念馆里。西北岔子一带和全县一样，解放30多年了其它事情能够忘记，可是，与抗日联军在一起的历历往事却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刘世琴口述 通化地区妇联整理

《吉林党史资料》198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