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高考落榜，家人让我学手艺，二叔拿出积蓄说道：只管念书

那年夏天蝉鸣得特别厉害，像是要把整个小镇的叫嚣都撕碎了塞进人的耳朵里。我蹲在县一中的大门口，看着红榜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又从最后一个看到第一个，来来去去三遍，愣是没找见我的名字。

榜上的字红得刺眼，太阳底下像泼了一摊子血。身边人来人往，有人欢喜得直蹦，有人蹲在地上哭。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就是腿发软，站不起来。后来是班主任王老师把我拉起来的，他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花白了大半，拍拍我的肩膀说：“回去复读一年吧，你有底子。”

我点点头，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往家走。路过镇上的新华书店时，我看见橱窗里摆着一本《平凡的世界》，定价九块八。我摸了摸口袋，只有五毛钱，是早上我妈塞给我的早饭钱，我没舍得花。

回到家，院子里的葡萄架绿得发黑，一串串的青葡萄藏在叶子底下，看着就酸。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烟，烟灰落了一地，见了我也不说话，就看了我一眼。我娘在厨房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当响，香味飘出来，是炖鸡的味道。今天本来应该是庆功宴的。

饭桌上谁也没提落榜的事。我爹倒了一杯散装白酒，一口闷了，又倒一杯。我娘给我夹了个鸡腿，我咬了一口，觉得味同嚼蜡。我弟才上初中，不懂事，问我：“哥，考上没有？”我爹瞪了他一眼，他吓得缩了缩脖子，再不敢吭声。

吃完饭我爹把碗一推，说：“既然没考上，就跟我学木匠吧。你二叔在城里开了个家具厂，缺人手，我跟他打过招呼了。”

我“嗯”了一声。我爹是镇上有名的木匠，一双巧手能把木头雕出花来。可我从小就怕刨花，怕那卷卷的木屑沾一身，更怕锯子划破手指头。我想念书，想得夜里做梦都是在做题。

可我没说出来。

那几天我像丢了魂一样，白天帮我爹在院子里拉大锯，晚上躺在阁楼的小床上，对着屋顶的瓦片数数。瓦片是青灰色的，被雨水冲出一道道的印子，像地理课本上的等高线。我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梦见自己在考场上，笔没水了，急得满头大汗。

第五天上，我二叔来了。

二叔是我爹的亲弟弟，早年出去闯荡，在临江市开了个家具厂，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得多。他开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来的，车身上还印着“永昌家具”四个红字。二叔胖了，肚子把白衬衫撑得圆滚滚的，但脸上还是那股子精神劲儿。

二叔进门也不寒暄，直接问我爹：“大哥，孩子的事你定了？”

我爹抽着烟，点点头。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有心疼，有可惜，还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儿。他从随身的黑皮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那种老式的银行存折，红色的封皮，边角都磨白了。他把存折往桌子上一拍：“大哥，这是三万块钱，我这些年攒的。让孩子去复读，考大学。学费我包了。”

我爹愣住了，烟头烫了手指头才回过神来。“三弟，你这是干啥？你自己的日子也不过……”

二叔摆摆手：“我日子好着呢。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不能耽误了。大哥，你想想咱们那时候，爹娘没钱供，咱们俩都只能学手艺。现在有条件了，得让孩子走另一条路。”

我躲在堂屋的门帘后面，听得清清楚楚。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我使劲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门帘是蓝底白花的棉布，被我攥得皱巴巴的。

那天晚上，二叔没走，跟我爹喝了一夜的酒。我在阁楼上听着他们说话，一会儿是我爹叹气的声音，一会儿是二叔拍桌子的声音。月亮从窗口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地银白。我把头埋在被子里，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一早，二叔要走了。他把我叫到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我：“拿去，买点复习资料。好好念，别给叔丢人。”

我攥着那张钱，觉得烫手。“二叔，这钱……我会还你的。”

二叔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还什么还，你考上大学就是还我了。叔没读过几年书，可我知道，读书人的出息跟手艺人不一样。你二叔在城里这些年，吃过没文化的亏，不想你再吃。”

他看着我的眼睛：“记住，不管你考几年，叔都供你。”

面包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路的尘土。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车影消失在巷子拐角，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落下来了，又有什么东西轻飘飘地升上去了。

九月，我回到县一中复读。

复读班的教室在旧教学楼的顶层，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六十多个学生挤在一起，桌子和桌子之间的过道窄得只能侧身过。墙上贴着“拼搏一年，改变一生”的红字标语，被太阳晒得褪了色。

班主任还是王老师。他看见我回来，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眼神里多了一丝赞许。

复读的日子像磨盘一样，一圈一圈地碾过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白天上课做题；晚上自习到十一点。食堂的饭菜永远是那几样：白菜炖粉条、土豆炒青椒、馒头配稀饭。偶尔改善生活，是西红柿鸡蛋面，汤里飘着几点油花。

我住在学校后面的出租屋里，一间六平米的小房间，一个月房租十五块钱。房东是个老太太，人挺好，偶尔给我送一碗自己腌的咸菜。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比我人还高的复习资料。

每个月二叔都会寄钱来，准时得像钟表。有时候五十，有时候一百，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写着“永昌家具厂”的地址。每次收到信，我都把信纸抽出来看，二叔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但每一句都实在：“钱收到了吗？不够就说。”“天冷了，多穿衣服。”“别太累，注意身体。”

我把这些信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信拿出来，就着窗外的月光看。信纸上有淡淡的木头香，像是二叔厂子里的味道。

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里的煤炉子不够暖，我手上长了冻疮，肿得像胡萝卜，握笔都费劲。王老师看见了，从家里拿了一瓶冻疮膏给我，说：“抹上，别耽误写字。”

我接过来，鼻子一酸。王老师拍拍我的肩膀：“张建国，你是我见过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今年一定能考上。”

可天不遂人愿。

1995年夏天，我又一次落榜了。这次差了十二分。

成绩出来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县城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浑浊的河水往东流。河边有妇女在洗衣服，棒槌砸在石头上的声音闷闷的，一下又一下。我想起二叔那个磨白了边的存折，想起他说的“不管你考几年”，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不是怕吃苦，我是怕辜负。

回到家，我爹这回没沉默。他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磕：“行了，复读一年也够了，不是那块料就别强求。明天跟我去二叔厂里干活。”

我娘在一边抹眼泪，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阁楼上，听见我爹在下面翻来覆去睡不着，木板床吱呀吱呀地响。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照在瓦片上，像撒了一层盐。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了，骑上自行车往镇上跑。我想找王老师，想让他帮我拿个主意。可到了学校才知道，王老师上个月退休了，回乡下老家去了。

我在学校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看着那些背着书包进校门的学生。他们脸上还有没睡醒的懵懂，校服穿得歪歪斜斜。我突然觉得，自己跟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回家路上路过邮局，我鬼使神差地停了车。我写了一封信给二叔，信上只有一行字：“二叔，我又没考上，我不念了。”

信寄出去后，我像卸了担子，回家倒头就睡。那一觉睡得天昏地暗，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娘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你二叔来电话了，让你等着，他明天就到。”

第二天傍晚，二叔真的来了。

他瘦了，白衬衫换成了蓝布工作服，上面还有木屑子。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鬓角有了白发。他进门啥也没说，从兜里掏出一张新的存折，啪地拍在桌上：“这是四万，够你复读三年。”

我爹这次发了火：“老三！你疯了你！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媳妇不管了？你厂子不管了？”

二叔第一次跟我爹红了脸：“大哥，这孩子能考上！就差十二分！你让他现在去拉大锯，这一辈子就毁了！”

兄弟俩吵得不可开交，我娘吓得拉着我弟躲进了里屋。我站在堂屋中间，看着他们俩脸红脖子粗的样子，突然喊了一声：“别吵了！”

屋里安静下来。我看着二叔，说：“二叔，我去。我再去一年。这次考不上，我就认命。”

二叔看着我，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秋天的菊花。“这才是我张家的种。”

那年秋天，我第三次走进县一中的复读班。班里换了一拨新人，我是那个“三朝元老”。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那个叫张建国的都复读第三年了。我不在乎，我把头埋在书堆里，跟谁都不怎么说话。

王老师虽然退休了，但时不时还托人给我带复习资料。有一次他托学生捎来一本旧笔记，扉页上写着：“建国，王老师相信你。”我摸着那行字，觉得手上的冻疮都不那么疼了。

那一年我像疯了似的学。早上五点起，晚上十二点睡，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屁股就没离开过凳子。一本英语课本翻得起了毛边，数学题集做了三遍，语文的古文倒背如流。

冬天手上又长了冻疮，这回我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药膏，抹上就不管了。疼了就把手放在胳肢窝里暖一暖，暖好了接着写。有天晚上做题做到凌晨一点，实在撑不住了，趴在桌上睡着了。梦里我二叔开着那辆白色面包车来了，车斗里装满了书，他冲我喊：“建国，上车！”

我猛地惊醒，发现口水流了一试卷。窗外天还没亮，月亮还挂在西边，清冷冷的光照进来。我擦了擦嘴角，继续做题。

三月的模拟考，我考了全班第三。拿成绩单那天，我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对着满山的桃花大喊了三声。桃花开得正盛，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身。我躺在山坡上，觉得天特别蓝，云特别白。

五月份，二叔的厂子出了事。一批家具被客户退了回来，说是木材有虫眼，厂子赔了一大笔钱。这事我是听我爹在电话里说的。我爹跟我娘商量：“老三这回够呛，不行把咱家那几亩地卖了，帮他缓一缓。”

我娘说：“卖地孩子咋办？念书不要钱？”

我爹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二叔这三年往我身上花的钱，加上存折上的利息，少说也有七八万了。在九几年的小县城，这够买一套房子了。我写了封信给二叔：“叔，听说厂子出事了。你要是有难处就告诉我，我不念了也行的，我去厂里帮你。”

回信很快来了，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水泡过。二叔的字还是歪歪扭扭：“好好的，你不管这些。厂子没事，订单多得很。你只管念你的书。记住，还有一个月就考试了，别分心。”

我捏着信纸，觉得上面有汗渍。二叔这个老实人，连说谎都不会。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手里的书翻得更勤。

七月，第三次高考。

考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数羊，数到一千多只了还精神得很。索性爬起来，把所有的错题本又翻了一遍。窗外下着小雨，嘀嘀嗒嗒的，像高考倒计时的钟表声。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天边挂着彩虹。我骑自行车去考场，路过镇上的时候，看见新华书店橱窗里还摆着那本《平凡的世界》，定价涨到了十二块八。我笑了笑，孙少平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他比我苦多了。

三天的考试波澜不惊。题目难也好易也好，我都做了。不会的就跳过，会的就认真写。三年了，我跟这些题目都处出感情来了。考完最后一门英语，我走出考场，觉得天格外高，树格外绿，连空气都是甜的。

等成绩的日子比考试还熬人。我白天帮我爹干活，晚上做梦都在查分。梦见自己考了五百多分，高兴得醒了；又梦见自己考了两百多分，吓得一身冷汗。

八月初，成绩终于出来了。我去学校查分，远远看见校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挤进去，红榜最顶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张建国。后面跟着分数：528分。超过了重点线二十多分。

我站在原地，腿又软了。这次不是没考上，是考上了。我慢慢地蹲下来，抱着头，眼泪顺着指缝往外流。旁边有人拍我肩膀，抬头一看，是王老师。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瘦了很多，背也驼了，但眼睛亮得惊人。

“好小子！”他把我拉起来，用力拍了拍我后背，“考上啦！”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路上骑得飞快，感觉车轮子都要离地了。进了村口我就开始喊：“妈！我考上了！”

邻居们听见了，都探出头来看。我娘从院子里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一把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我爹站在门口，没动，但我看见他拿烟的手在抖。

当天晚上二叔就来了电话。我接的，电话那头二叔的声音哑哑的，像是感冒了，又像是哭了。“好，好，”他翻来覆去就这两个字，“好。”

我说：“二叔，我报省师范大学，学费不贵，师范还有补助。”

二叔在电话那头急了：“报什么师范？你分数那么高，报好学校！钱不用你操心！”

“二叔，”我说，“我想当老师。像王老师那样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二叔笑了：“行，当老师好。教书育人，是体面活。”

挂了电话，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贴满的奖状，有我的，有我弟的。最角落那张，是我小学三年级得的“三好学生”，上面还有二叔的签名——那年他回来过年，看见我的奖状，非要在上面写几个字：“好好念书，叔供你。”

窗外的蝉鸣又响起来了，跟三年前一样聒噪。可我听着，觉得像在唱歌。

九月，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二叔特意从临江赶来送我，他穿了一件新衬衫，灰色的，领口还带着折痕。他帮我拎着行李，那是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被褥和换洗衣服，还有我娘塞的一罐子咸菜。

火车站在县城东头，不大，月台上稀稀拉拉几个人。二叔把蛇皮袋递给我：“建国，到了学校给家里打电话，别舍不得花钱。生活费叔每月给你寄。”

我接过袋子，看着二叔。他老了，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全是褶子，可眼神还是跟三年前一样，亮堂堂的。

“二叔，”我说，“你的存折……”

二叔摆摆手：“早用完了。你就好好念书，别想钱的事。叔这几年把厂子做大了，供你个大学生没问题。”

我知道他在骗我。他那个小厂子，能赚几个钱？可我没拆穿，只是点点头：“叔，等我毕业了，挣了钱，给你养老。”

二叔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臭小子，你叔还年轻着呢。”

火车鸣笛了，我上了车，趴在窗口往外看。二叔站在月台上，冲我挥手。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火车甩在了身后。我把头缩回来，靠着窗玻璃，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对面的乘客好奇地看我，我不好意思地擦了擦脸。

窗外的田野一片金黄，是稻子熟了。白鹭飞过稻田，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光。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像是奔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大学四年，我过得清苦但充实。师范学校学费低，每月还有几十块钱的补助。二叔还是每月寄钱来，有时候六十，有时候八十。我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一个月能挣三十块，加上奖学金，够花了。

大三那年寒假，我回了趟家，顺路去临江看二叔。他的家具厂比我想象的还小，在城郊的一个院子里，七八个工人，几台老旧的机器。二叔正在刨木头，满身木屑，看见我来，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咋来了？放假了？”他脸上笑开了花，把我往屋里让。

我看了一圈厂子，心酸得不行。几个工人年纪都大了，干活慢吞吞的。院子里堆着半成品的桌椅板凳，用的木材也不是什么好料子。二婶在里面做饭，看见我就喊：“建国来了！快坐，婶给你炒俩菜！”

吃饭的时候，二叔喝了两杯酒，话就多了。他说这些年生意不好做，大厂子有机器设备，做得快又便宜，小厂子只能接些零散活。我问他：“存折上的钱……”

二叔摆摆手：“那是前些年攒的。这几年厂子挣得少，但供你念书还是够的。你放心，你二叔有办法。”

二婶在旁边白了他一眼：“有啥办法？你当你是大老板呢？”

二叔嘿嘿笑了，不接话。我看着他们俩，鼻头又酸了。二婶嘴上不饶人，可这些年从来没拦过二叔给我钱。她自己穿的还是几年前的衣服，袖口都磨破了。

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一中的教师编制。王老师退休三年了，语文组正好缺人。我回去那天，学校还是那个样子，旧教学楼拆了，盖了新的，红榜还是贴在门口，只不过上面的名字全换了。

我去王老师家看他。他住在乡下老宅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王老师身体不如从前了，走路要拄拐棍，可脑子还清楚得很。他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听说我回来教书，高兴得直拍大腿：“好！好！这就对了！”

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四百二十块钱。我留了一百块生活费，剩下的全寄给了二叔。二叔收到汇款单，打电话来骂了我一顿：“你个臭小子，刚上班就乱花钱，自己留着！”

我说：“二叔，以前是你供我，现在该我供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然后传来二叔吸鼻子的声音：“行了行了，你自己攒着娶媳妇用。”

挂了电话，我站在学校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操场上奔跑的学生。阳光亮晃晃的，照在草坪上，绿得耀眼。我突然想起二叔说的那句话：“读书人的出息跟手艺人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的。二叔用一把刨子养大了一家子，我用一支粉笔教出一批批学生。手艺也好，学问也好，都是靠一双手，一颗心。

如今我在县一中已经教了快十年书了。二叔的家具厂早就不开了，他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搬回镇上跟我爹住。我每个月都回去看他们，带上好酒好菜，陪他们喝两盅。

二叔的存折早就用完了，可那笔账我记了一辈子。不是钱的事，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从泥地里拉起来的情分。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存折，上面存着给二叔养老的钱。可我知道，有些账是还不清的，就像那年夏天，二叔把磨白了边的存折拍在桌上，说的那句话：“只管念书，钱不用操心。”

这句话，够我暖一辈子。

窗外的蝉又叫了，又是一年夏天。我站在教室讲台上，面前是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中间也有像我当年一样，在红榜前找不到自己名字的孩子。我总会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倒杯水，跟他们说：“没事，路还长着呢。”

我从来不劝人复读，也不劝人不复读。我就说一个故事，说当年有个小子，高考落榜了三次，是二叔用一本旧存折把他从木匠铺里拉回了教室。后来这小子当了老师，每年教师节都会收到一张汇款单，寄件人写的是“永昌家具厂”，金额永远是十块钱。

那是二叔后来还我的，他说当初说好了是借的，就得还。十块钱一个月，还到他入土为止。

我笑着收下那些汇款单，一张张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就像当年他写给我的那些信。

夜深了，我躺在教师宿舍的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月光还是那么清冷，照在窗台上，像铺了一层霜。枕头底下压着二叔上个月寄来的十块钱，我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有新的学生要来。我要教他们的第一课，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二叔说的那两句话：

“只管念书。”

“钱不用操心。”

这两句话，让一个差点当了木匠的农村小子，在讲台上站了十年。

这世间最好的手艺，不是雕花刻木，是托起一个人的未来。

月光照进来，我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蝉鸣，慢慢睡着了。梦里二叔还是壮年模样，开着那辆白色面包车，冲我喊：“建国，上车！”我抱着书跑过去，车斗里装满了新课本，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车开了，驶过金色的稻田，驶过县城的老街，驶过那年夏天我蹲在校门口找名字的红榜。车轮滚滚向前，像停不下来的时间。

我醒了，天已经亮了。窗外有鸟叫，有学生早读的声音，朗朗的，像河水一样哗啦啦地流。

我起身，穿好衣服，拿起教案。推开门的瞬间，阳光涌进来，暖洋洋地扑了我一脸。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