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性别化还是去性别化：智能家居技术如何重塑家庭性别分工？

摘要

智能家居技术正在重塑家庭场域的劳动图景，是理解当代技术与性别关系互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通过家庭参观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结合性别气质理论，揭示数字化转型中的家务劳动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性别分工重构的试验场？研究发现，智能家居的引入使家务呈现“去技能化”“链路化”与“分布式劳动”等新特征，过去被视为繁重与日常性的劳动转化为可管理的任务和触发式劳动，并为家务责任再分配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智能家居亦成为性别表演与气质再塑造的场域：女性可以通过家务转让与技术接管突破既有规训；男性则在延续技术权威的同时，呈现出向亲密关怀的多元气质延展。进而，本文指出中国家庭的智能家居使用动摇了“技术男性化—家务女性化”二元框架，提出家务分工的“去性别化”趋势，凸显了性别平等诉求嵌入日常实践的过程。

作者简介

万旭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靖宇（通讯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妇女理论与家庭建设研究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5CFNJ11）的阶段性成果。

一 智能家居：男性化的技术？

自20世纪70年代起，智能家居就是一个时断时续的流行词。近年来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国智能家居高速发展，在三四线城市智能家居也成为交房的标配（张洁，2025）。如今，支持联网的智能门锁、监控系统、各类传感器以及智能家电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些设备不仅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程遥控，还能实现互联互通，供家庭多名成员共同使用。

智能家居的技术剧本以构建“美好生活”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自动化使生活更轻松高效。然而近来研究表明，智能家居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它不仅没有实现其宣称的愿景，还强化了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研究发现男性通常主导智能家居技术的启动、安装和管理（Kennedy et al.，2015），这增加了他们的控制权（Geeng & Roesner，2019），而女性则多扮演被动用户的角色（Demeure et al.，2015）。国内研究也指出，智能设备反而加重了女性的数字化家务与情感劳动负担（宋美杰，幸宇芳，2024）。

这一性别分工判断与技术性别化的历史密切相关——技术常被编码为男性化，家庭则为女性领域。Tolmie等（2007）关于前互联网时代家庭技术性别化的研究范式，被延续至智能家居研究中，将技术娴熟者（多为男性家庭成员）建构为“技术权威”（Strengers & Nicholls,2018）。然而这种化约论判断暴露了现有研究的两个盲区：其一，将传统家务与数字家务割裂为无价值的体力劳动和技术化劳动，忽视了二者在家庭内部的动态演进；其二，在批判技术赋权的性别差异时，未能充分考虑家庭成员的能动性和协商过程。值得追问的是：当智能家居介入传统家务领域时，是否仍可沿用同构化的分析框架？

实质上，智能家居旨在协助完成传统家务（Sadowski，Strengers & Kennedy，2024；Strengers & Kennedy，2020:1）。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新形态，数字家务既与传统家务保持连续性，也通过技术中介重构家庭成员的劳动价值认知与主体性建构路径。尽管存在技术与性别的规范想象，但男性和女性并非稳定、固有或“自然”的现象，而是流动的、可通过社会互动和实践行为构成的（West & Zimmerman,1987），且始终与阶层、教育等因素相互交织。鉴于家庭空间是性别角色再生产的重要领域（Pink，2004：146），而数字技术具有调适作用，性别权力关系亦可能翻转（Aagaard，2023）。

智能家居以改善家务的目的进入中国家庭，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要求重新评估家务劳动的变迁与认知，进而重新概念化性别角色和责任，判断技术使用是“再性别化”还是“去性别化”。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流动的性别气质”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和家庭参观解读中国家庭的智能家居使用经验，解构数字家务中的“性别角色”。

二 文献综述

（一）

家务技术与劳动形式的变化：从家电到智能家居

传统家务劳动被定义为以体力消耗为主的物理性活动，涵盖清洁、烹饪、洗衣等日常任务（牛建林，2020；Arrighi&Maume，2000）。在前工业化社会，这类高强度重复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Oakley，2018:20），其价值长期被贬低为“私人领域的无偿服务”（Folbre，1991）。而诸如家庭维修、庭院维护等间歇性任务通常由男性承担，耗时更少且更灵活。

20世纪初，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等家电普及，被宣传为“解放女性”的技术革命（Cowan，1989:177）。家务核心从体力消耗转向认知劳动：操作复杂家电、理解说明书（Silva，2000）构成技术型认知负荷；计划采购、协调日程、记忆偏好及情感支持（Daniels，1987）被纳入管理范畴（DeVault，1991：226）。然而，家电减负的效果复杂，家电虽然减少了直接体力消耗，但提高了清洁频率与标准（Cowan，1989：99）；劳动形式也随之转向协调管理（DeVault，1991：226），其中80%的“隐形管理”由女性承担，而男性仅参与显性技术任务（Crabtree & Rodden，2004）。

智能家居普及后催生了三种劳动形式（Tolmie et al.，2007）：一是安装、编程、更新智能设备等技术维护劳动；二是管理家庭网络、智能家居系统集成等数字协调劳动；三是处理家庭云存储、智能账单等数据管理劳动。与传统家务不同，智能家居的使用涉及更高的技术性，是一种“知识型劳动”（Kennedy et al.，2015）。鉴于技术与男性气质之间存在历史亲和性（Wajcman，1991：27），研究指出智能系统的运行管理被视为男性职责（Kennedy et al.，2015；Pink et al.，2022；Strengers & Nicholls，2018），并被归类为“由兴趣驱动”的“休闲活动”或“技术爱好”，从而被排除在家务劳动的范畴之外。

然而，另一些研究认为，上述区分恰恰忽视了智能家居与日常家务之间日益紧密的交织。Tolmie等（2007）提出“数字家务”（digital housekeeping）概念，将智能家居的使用重新定义为传统家务中“隐性维护工作”在数字维度的接续——它同样需要持续的精力投入、技能学习与家庭协调。这一概念揭示了：所谓“技术爱好”的表象之下，实则是家务劳动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事实上，协助家务正是智能家居最核心的功能（林美汕，张晨阳，郑晓慧，2025）。当“数字家务”成为家庭日常的组成部分，它不仅重塑了家务劳动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对家务劳动长期以来的性别化分工认知提出了挑战：如果维护智能系统需要的是“技术能力”，而操作智能设备完成的是“家务劳动”，那么当二者在“数字家务”中合一时，传统的性别标签又该如何安放？本研究聚焦中国城市核心家庭：在双职工家庭夫妻相对资源差距缩小、家务时间趋近的背景下（Lachance-Grzela & Bouchard，2010），考察智能家居如何嵌入既有劳动安排，并通过家庭协商重构家务分工逻辑。

（二）

数字家务的性别角色框架：女性主义研究的承续与盲区

智能家居以提升家庭效率与舒适度为初衷，深植于家庭空间属性中。然而，任何带来“功能性增益”的技术介入，往往也引发对其重塑家庭权力配置的批判性审视——从性别的角度透视技术对性别角色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始终是媒介研究的热点。

现有技术与性别研究多置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的框架下。该领域的重要贡献在于挑战了技术中立观念，主张技术与性别在历史进程中互为建构（Wajcman，2004：06），揭露“性别如何被技术化”以及“技术如何被性别化”（Wajcman，2010）。在数字技术性别化研究中，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发现，女性与技术的关系并未因技术近用权提高而发生实质性改变（Chambers，2020），智能家居技术由男性主导设计与控制，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换句话说，数字家务并未改变劳动分工或促进性别平等，反而从设计到使用阶段均强化了既有性别分歧与角色定型。

首先在设计阶段，Akrich和Latour(1992）的“脚本”（script）理论认为，技术物在被设计时即“铭刻”了关于世界、用户、能力、动机的特定假设，性别权力关系被预先“植入”技术中。由于智能家居技术研发主要由男性工程师主导（即“关键技术行动者”），智能家居技术在设计阶段就复制了现实社会的性别差异（Oudshoorn，Rommes & Stienstra，2004；Suchman，2008）：产品不仅在物理形态上通过色彩、造型体现性别特征，还在象征层面再生产性别化文化，如采用女性形象的语音助手。其次在使用阶段，智能家居行业通过塑造“资源人”（resource man）这一理想用户形象（Strengers，2013：34），将技术权威与男性气质关联起来（袁艳，朱琳，2021；Strengers & Kennedy，2020），再生产技术使用的性别化。

但智能家居与性别角色的互动并非单向压制。Aagaard(2023）基于丹麦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家务并非纯粹的“男性技术领域”，而是与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认知劳动（Daminger，2019）和家庭氛围营造（Pink，2004：69）紧密交织：男性在设置智能场景、自动化流程时，常需考虑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预见其需求，如设置夜间自动调暗的灯光以避免打扰家人，这本身即是一种关怀性与管理性的劳动。这表明男性从事数字家务时也包含了传统“女性化”的关怀与认知劳动。也就是说，技术的影响并非总是单向“压制”或“赋权”，而可能成为引发性别角色重新协商的场域（Aagaard，2023）。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在批判技术性别化过程中，虽有力揭示了技术嵌入性别权力结构的事实，但可能低估了家庭日常实践的复杂性、协商性和使用者能动性，尤其是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家庭的差异化实践。因此，找寻新理论资源以细化智能家居重塑性别角色的过程，成为解决当前研究盲点的关键。

（三）

流动的性别气质：走出性别本质主义

早期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与技术关联，强调媒介生产者或使用者的“性别”，揭示智能家居技术对性别分工的强化作用。但洪美恩（Ien Ang）和约克·赫门斯（Joke Hermes)(1991：308）指出，“在媒介消费中，性别角色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我们不能事先假设性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是基本决定因素”。

在质疑性别作为单一解释框架的基础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指出，社会不平等是由多重权力体系共同建构（Crenshaw，2013：23），若仅聚焦性别而忽视其他身份维度，易陷入“单轴思维”（single-axis framework）。性别与技术的互构嵌入阶级、年龄、身体能力等范畴的交织中（Grzanka，2014：94），尤其体现在不同群体对技术的差异化实践。例如，在中国城市中产、高学历青年在劳动性别分工理念上更倾向平等主义（Shu & Zhu，2012），这可能影响其对智能家居的期待与使用策略。但也有研究发现，即使观念平等的青年夫妻，家务分工仍受隐性权力与情感协商影响（孙晓冬，2021）。这意味着，技术介入家庭劳动不仅关乎“性别—技术”的互动，更是嵌入交叉性结构的协商场域（Aagaard，2023）。

学界亦认识到性别“并非某种实体化的存在，而是文化与历史特定关系网络中相对的汇聚点，它始终是流变不居、依境而生的”（Butler，1990：14）。因此分析技术使用与性别分工时，不能忽视使用者自身的性别观念及其社会结构位置。

交叉性视角强调流动与多元素交织，在批判性男性研究中得到呼应与拓展。Connell(2005）、Mac an Ghaill(1996）和Segal(2007）等学者认为，男性气质不是先验的，而是相对于女性气质和其他社会身份（阶级、种族、性取向）在文化意义上构建起来的。男性气质并非某些个人的气质或生理特征，而是一种理想和欲望的表达，甚至女性也可具备某种男性气质（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也就是说，性别气质如同流动的表演剧本，每个人既受社会规范制约，也能通过日常实践改写性别规则。

这种流动性在家庭场域的经济与劳动转型中尤为明显。近几十年，家庭景观发生变化，有偿劳动形态的转型及其性别关系重构——既体现为女性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亦反映在制造业衰退引发的职业结构变迁——构成男性气质协商的核心动力（Connell，2005：93）。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成为部分男性疏解工作身份焦虑的“避风港”，“家庭主夫”通过参与家务获得有别于职业劳动的“具体的快乐和即时的满足”（Beer，1983：67）。从性别表演的维度来看，这类男性所做的事情不再局限于工作以及工作所进行的男性空间，男性和家庭关系转变指向男性气质的重新塑造（GormanMurray，2008）。Pink(2004：118）认为随着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事务，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养家丈夫”模式的新的家庭男性气质。“关怀男性气质”（caring masculinities）即典型代表（Elliott,2016），它倡导男性将情感关怀、家务与育儿纳入其男性气质的核心构成。

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提出“混合男性气质”（hybrid masculinities)(Bridges & Pascoe,2014），指男性通过整合边缘型、从属型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元素，构建更包容的性别表达。如Graf和Wojnicka(2021）所提出的“保护性男性气质”，一种融合了关怀成分的霸权男性气质变体。这类混合气质概念不仅拓宽了男性气质的表达边界，更可能成为推动性别劳动分工变化的内在动机。

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智能家居技术”“数字家务”以及“性别角色”的交互，从日常化情景使用出发，对中国核心家庭场域的性别分工进行经验性探究，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智能家居技术如何嵌入家庭并形塑了家务活动？家庭内部不同性别角色如何理解、使用智能家居并与之互动？如何看待其中的性别分工以及角色重构？性别角色的协调又何以作为一种认识人机传播的新视角来看待技术的力量、过程与局限性？

三 研究方法

在家庭中解释媒介技术的存在、功能以及影响，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被认为是更为合适的方法（莫利，1992/2005:208）。本研究遵循媒体研究中考察技术使用与家庭情境接合的传统路径（Hirsch & Silverstone，2005；Silverstone，Hirsch & Morley，1991），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与“展示—讲述”式家庭参观（“show-and-tell”home tours)(Aagaard，2023）相结合的方式，探究智能家居技术在家庭中的实际应用及其如何重塑家庭性别角色。

研究者通过小红书平台等社交网络招募参与者，所有参与者均为异性伴侣家庭。为避免双方高估自身家务贡献（Kamo，2000），鼓励邀请伴侣或者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其中5个家庭（6名男性，5名女性）接受线下观察与访谈，其余10名参与者仅参与深度访谈。最终样本共21人，包括11名男性和10名女性，见表1和表2。

研究对象为拥有多种智能家居设备的用户，招募时聚焦于在小红书公开发表智能家居相关内容者。其家庭均安装有从基础智能语音到复杂自动化系统（如语音助手、扫地机器人、智能开关、空调、安防系统等）的各类设备。

深度访谈为本研究主要数据收集工具，采用半结构化形式，围绕以下主题展开：智能家居技术的选择与安装、日常使用中的家庭分工、技术对家庭实践的影响，以及参与者对智能家居技术的偏好和意义解读。访谈鼓励参与者分享他们对智能家居技术的看法，以及这些技术如何融入他们的家庭生活。访谈时长40分钟至90分钟，全程录音并逐字转录。

家庭参观作为深度访谈的补充，用于直观观察智能家居在家庭空间中的布局和使用情况。在参观过程中，参与者主动展示设备，分享设备的选择、偏好及其融入家庭生活的方式。研究者要求参与家庭通过演示设备使用流程，呈现技术实践的身体记忆、空间配置与社会关系，该方法尤其适用于揭示智能家居“技术黑箱”中的隐形劳动。研究者共参观5个家庭，每次约1小时，通过笔记和录音记录观察结果，为理解技术与家庭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视听材料。

数据分析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与主题分析，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逐段分析，识别与智能家居技术使用、家庭分工变化以及性别角色相关的主题和模式，梳理出智能家居技术对家庭家务性别分工影响的故事线。

四 智能家居对家务实践的重构

（一） 家务去技能化：从“负担”到“可管理任务”

智能家居技术与辛西娅·考克本（Cynthia Cockburn)(1988：165）提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逻辑一致——通过技术消解劳动的身体依附性，重构家务的实践形态。去技能化指资本将熟练劳动拆解为简单、重复的环节，以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智能家居通过自动化、远程控制等技术路径，将传统家务（如清洁、衣服清洗）中的体力与重复操作剥离，转化为“系统维护”（如清理尘盒、软件升级）与“指令优化”（如语音助手训练）等低强度认知劳动。工厂去技能化削弱工人自主性来巩固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家庭中家务的去技能化却提高了用户自主性，恢复其对时间的支配权。

从用户的角度而言，智能家居使家务体验从“负担”转向“可管理任务”，呈现为积极叙事。受访者普遍反馈智能家居可以“节省时间，简化家务步骤”（A2，2024年12月7日）；“有更多时间做其他事情”（A1，2024年12月7日）；“以前每天花1小时拖地，现在只需每周清理一次机器人”（A21，2025年12月29日）。

尽管新增了设备维护等数字家务，如A12（女）指出在操作智能家居之前需要为设备操作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走之前如果要决定他要扫的话，我们会把家里地上全部清理一遍，然后都给他空出来。那种什么充电器、数据线都要把它理好，不然他会吞掉”，但即使这样，受访者认为“故障或者机器维护相比自己亲手做，可以接受”（A2，2024年12月7日）；“从夫妻的角度上，调试或者维护这些设备，它不算家务。但是如果自己亲手洗衣和洗碗，就感觉是隐形的家务一样”（A14，2024年12月10日）。智能家居技术代替手动劳动的效能获得绝大部分用户认可，甚至扭转了相对保守、最开始不愿意接受智能家居的用户态度，比如受访者提及“我妈最开始不愿意接受，后面买回来之后特别喜欢”（A2,2024年12月7日）。

（二） 家务链路化：从“想起去做”到“被动触发”

在智能家居进入家庭之前，家务劳动多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的记忆与惯常经验，如洗衣、晾晒、收纳等环节需主动把握时机、衔接操作，形成持续性的记忆性劳动。这种模式要求持续关注和投入，却因其隐形性而难以被他人感知。

智能家居引入后，部分家务逐渐呈现链路化与触发式的特征。设备互联互通借助程序化逻辑将家务拆解为流程节点并加以衔接。例如有访谈者提到：“洗衣机完成工作后，家中的自动晾衣杆会随即下降，并同步在手机上推送提示信息，提醒家庭成员及时处理”（A14，2024年12月10日），从而形成“洗—晾—提示”的家务链路。原本需要人工连续操作的劳动被流程化、可编程化地组织起来，技术逻辑弱化了对人工记忆与时机把握的依赖。

链路化的机制推动家务从记忆性劳动向触发式劳动转变。过去依靠日常惯习与自我提醒，如今通过语音提醒、手机通知与物理反馈替代记忆性劳动，劳动启动不再依赖主动计划，而是被即时技术提示激活。这意味着劳动的时机从劳动者“想起去做”转向对“被动触发”的响应，家务组织逻辑发生根本性变化。

同时，触发式劳动也使隐形家务更加可见。无论是晾衣杆的下降动作、语音系统的提示，还是手机上的消息通知，均以可感知的方式提醒任务的存在。这不仅削弱了家务作为“看不见的劳动”的属性，也促使责任不再局限于某一位家庭成员的记忆，而是转移到人—物网络之中，家庭成员得以在技术提示的基础上重新协商和分担责任。

传统家务劳动遵循线性流程，以清洁为例，其完整过程为“扫地→拖地→洗拖布→倒水→晾干”，需连续体力投入与物理在场。智能家居则将此类流程解构为离散化、可异步执行的操作过程：地面清洁被拆解为“APP指令触发→机器扫地→换水/换拖布→远程监控进度”等离散节点；洗碗从“收碗→冲洗→洗涤→收纳”简化为“残渣处理→机器装载→APP启动”。各环节可间隔执行，如工作日远程指令，周末集中维护，形成分布式数字劳动模式：即通过任务分配、技术辅助和协作机制，将传统由个体（通常为女性）集中承担的家务劳动，分散至家庭成员或智能系统共同完成的新型家务模式。技术通过功能模块化（modularization）将劳动拆解为低技能、可中断的子任务，削弱了家务对连续身体在场的依赖，提高了其他家庭成员参与的可能性。在访谈中，大家也都提及了各自家庭中的安排，对于水箱需要换水，受访者表示：“谁碰到了就谁换”（A6，2024年12月21日）；“两个人都会换水，根据APP提示”（A16，2024年12月11日）。对于洗碗，“我和我弟弟在家时也会收拾碗筷进行残渣处理”（A12，2024年12月7日）。

移动端远程控制使家务突破“公域—私域”边界，形成“流动性家务”（liquid housework）。用户通过APP远程监控与操控设备（如提前启动扫地机器人、查看清洁进度、离家后启动扫地机器人、预约洗衣机），实现离场化家务管理。受访者叙述了多种使用场景。如：

因为APP是装在我手机上，然后她出门之前在家准备好了，出门的时候会让我去操作一下。（A8，2025年2月9日）

夏天的时候，一进门，喊一下空调就开了。或者说提前在手机上面拿APP开好，然后到家的时候就会比较凉爽。（A1，2024年12月7日）

所有的APP都是绑定在我爸手机上。然后我妈就会和我爸说，看一下手机上那什么什么。（A12，2024年12月7日）

移动控制赋予智能家居灵活调度家务的能力，使家务脱离“居家责任”的传统时空脚本，并通过降低体力依赖、削弱“身体在场”的要求，促进其他家庭成员参与。

五 智能家居家务实践中的性别表演与

气质的再塑造

传统性别气质源于社会分工：男性因体力优势承担生产劳动，女性因生育功能负责家庭照料（Parsons & Bales，1955：23），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性别角色通过社会化（家庭、教育、媒体）代际传递，个体通过家务劳动“实践性别”以回应社会期待（Cunningham，2001）。因此，所谓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气质（femininity）并非固化的本质属性，而是经由重复的符号实践动态建构（Butler，1990：167）。而智能家居凭借家务替代与人机互动，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性别表演模式与性别气质。

（一）

女性气质的颠覆性表演：家务转让与技术接管共现

首先，传统家务中女性常通过“细致清洁”“持续照料”等实践表演“贤妻良母”气质（段江丽，2009）。而在智能家居的使用中，有女性大方宣称：“成全了我的懒惰，就是开灯关灯这些小事，还有就是拖地扫地这种，都可以用智能家居来解决”（A13，2024年12月9日）。这种看似消极的自我标榜，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别文化中负面标签（如“懒惰主妇”=“道德瑕疵”）的戏仿式挪用，实为一种颠覆性的性别表演（Butler，1990：199）。通过主动卸下传统性别脚本，女性将家务责任让渡至技术系统或其他家庭成员，从而解构了“女性应勤于家务”的规训逻辑。

智能家居使女性可坦然承认“懒”，且无需付出情感劳动即可转移家务。过去，女性常“精心设计无知”（莫利，1992/2005：175），用情绪劳动调动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如今女性受访者认为拥有智能家居之后，减少了让男性在家做家务需要提供的情绪劳动。

是女生的福音，不需要非得让对方去做这做那的，他还不愿意。两个人干的活都少了，对于我的情绪会更好。（A20，2024年12月23日）

最开始的绘制工作（绘制地图）挺麻烦的。当时他先装APP试用。后面我就没有装，就是一直是他在操作。（A16，2024年12月11日）

女性在家务实践中的这种“策略性让渡”一直存在，且大都出现在新技术引入家庭之后。如Gray(1987）发现在家庭录像机使用中，女性会通过以自己不会技术为由而摆脱家务责任归属。通过将自身定位为“技术小白”，女性不仅可以规避设备维护的焦虑，还可以将新的责任转化为“他的”任务。而所谓专业知识在家庭中是主观分布的，因为任务一旦分布并习惯化，就难以重新协商（Alberts，Tracy & Trethewey，2011）。家庭中他/她将这项任务视为“他的/她的”，通过重复，他/她就成为该项任务的“专家”。过去洗衣做饭是，现在操控智能家居亦然。

其次，技术使用也存在性别规范。常见观点认为智能家居由男性掌控，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Chambers，2020；Chen，Liu & Bian，2025；Johnson，2014）。虽然有些女性利用智能家居的介入转让了一部分家务，但这并不等于她们不懂技术或者更依赖于男性技术支持。通过询问受访者家庭中是谁提议购买并使用智能家居设备，研究发现提议购买以及使用智能家居设备的并不局限于男性。受访者A21（女）延续了原生家庭中智能家居的使用，在结婚之后在自己小家也配置了同样的设备，而丈夫因为之前没有智能家居的使用经验，被妻子定义为：“他之前家里没有使用过智能家居，不是特别懂，也不是很感兴趣”（A21，2024年12月29日）。

可见，女性也可接管智能家居技术并具有权威气质，女性与技术使用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尤其对高学历女性而言。过去技术性别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技术准入门槛，当前智能家居操作简单、说明详尽、安装服务完善，女性同样能轻松上手，技术性别化的门槛已大为降低。

（二）

男性气质的多元融合：技术权威与亲密关怀的共存

既有研究发现，青年夫妻同时存在建构性别现象，青年丈夫倾向于将当前的家务分工模式描述为夫妻双方共同认同、建构与努力维持的“理想状态”（孙晓冬，2021）。但与之对应的现实却是，即使是性别意识形态更平等的夫妻，也难以将理念转化为改变既有家务分工的权力实践。智能家居的引入主动打破了既有性别分工，为男性提供了新型技术化表演舞台，其技术实践既延续传统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某些特征，又融入亲密关怀与协作意识，呈现性别气质的流动性渗透与家庭权力的技术化重构。

受访家庭中多数男性都因对技术“新奇”主动承担智能家居的选购攻略与安装工作，如对比设备参数、优化联动逻辑。在最初使用时，也通常是男性自主配置传感器、设计自动化场景，他们不仅可以从摆弄这些设备中获得乐趣（Strengers & Nicholls，2018），也借此表演“技术型男性气质”（technomasculinity）——通过技术投入建构责任感与权威性。在参观第四个家庭时，男方（A6，2024年12月26日）主动演示他自配置的语音控制系统。他通过唤醒智能音箱并发出指令“小爱同学，我想喝热水”，智能茶吧机便自动完成接水与加热的流程；当他继续说“小爱同学，我想看视频”时，电视则立即开启并跳转至bilibili页面。A8将这一操作过程呈现为自己配置与掌控智能家居的成果。可见，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升级，家庭中男性的性别表演方式，正从传统电器修理转向更具技术想象力的自动化逻辑编程。

同时，衍生出的数字家务也自然由男性承担，如扫地机器人换水、故障排查等。比如在参观第一个家庭时，在提及智能家居设备是否出现过故障或者意外情况时，男方（A2，2024年12月7日）明显对智能家居设备更为了解：“有一次扫地机器人提示故障，一查看是水箱满了，还有一次是机器人卷进东西”，而女方则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参观第三个家庭时，正好遇到扫地机器人因猫的阻挡发生定位错误而无法回到基站的情况，男方正在处理并积极向研究者解释故障原因。研究者观察到，女性并未参与处理过程，而是由男性自然承担“故障排查—解决”的责任。这一场景表明，衍生性的数字家务被划归为男性领域，延续技术性任务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关联。但在智能家居环境中，传统家务里“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角色发生对调。男性在搭建时会主动考虑伴侣偏好，如“根据她想实现的目的和功能来设置场景”（A15，2024年12月10日），解决对方不适的问题，并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她是产品经理，我就是她的人工智能”（A14，2024年12月10日），以突出自身的“问题解决者”意识。

男性所表演的“技术性关怀气质”并非抛弃传统霸权气质，而是交叉性身份的产物，可视“关怀男性气质”在技术中介环境中的一种实践形态。Elliott(2016）强调，关怀男性气质并非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拒绝支配性关系基础上，将关怀的价值——如情感正向性、相互依存与关系性——融入男性身份认同之中。Connell(2005：76）也指出“多元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允许男性同时操演霸权性气质与从属性气质，实现性别气质的情境性适配。也就是说，工具理性与情感关怀不再二元对立：男性通过技术设置传递关怀意图，如根据伴侣加班动态调整家务节奏，既维持“问题解决者”的理性气质，又融入情感关照维度，形成一种新型的“好男人”形象。在本研究语境中，技术中介下男性气质建立在较高教育水平基础上，其展现出的亲密关怀与城市中产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伴侣关系平等”和“情感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六

去性别化趋势：超越传统家务性别分工的可能与限度

（一）解构“技术男性化”：家庭实践中的去本质化证据

技术性别化的第一个表象是技术与男性的亲和力（Wajcman，1991：27）。既有研究普遍聚焦男性对数字设备的操作主导权，并将其归因于男性技术掌控偏好，却一致忽略了家庭中家务分工的历史延续性。一方面，这些研究未追溯智能家居替代的传统家务在技术介入前的责任主体，隐含假设此类劳动始终由女性承担；另一方面，忽略了男性此前参与此类劳动的可能性。本研究在询问“当前谁负责智能家居操作”的同时，追溯了对应传统家务的原有分工。对比发现，部分男性承担数字家务并非源于“技术性别化”叙事中的男性技术亲和力（Wajcman，2010），而是家务责任的延续性使然——这些男性在技术介入前已实质性参与同类家务，如A2、A6、A8、A14、A19，其购置智能家居的动机包含明确的劳动减负诉求。也就是说，存在智能家居伴生的数字家务由提议购入者负责的对应关系，这是家务责任延续性的实际需求所致。而这一延续责任，却被误读为与男性气质相关的技术性工作。

家务去技能化后，女性同样会因为实际需求而接管智能家居技术，且存在女性更擅长的可能，因此男性与智能家居技术的亲和力并非铁板一块。过去技术性别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技术准入门槛。正如Webster(2013：44）指出，男性与技术的亲和力是其性别身份的社会构成的结果，这种构成围绕技术能力展开。宣称男性与机器/技术之间固有的亲和力，无一例外是将技术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因此，当技术不构成门槛时，二者的亲和力便失去了连接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在基础需求之外，男性对智能家居实现高级自动化仍兴趣较高，这也是男性被称为“数字专家”（Kennedy et al.，2015）的根本原因。但这些“工作”中多基于兴趣，而非提高家庭效率或实际需求，甚至可能创造额外劳动或造成麻烦。如A14(2024年12月10日）坦言高级自动化场景并不适合家庭：“进门之后自动开灯，窗帘会自动关闭什么的。这些我家里也有，但是用起来的时候发现并不是那么好用。如果进门家里正好有人休息，或者是你离家的时候自动关灯，家里面正好有人，这个应用场景就很尴尬”。从这层意义看，家庭中的技术更多是男性进行身份工作（Giddens，1991：73）以实现个人或社会目标的手段，是否仍可以在家务范畴内讨论值得商榷。

智能家居研究中技术性别化的另一个表象是设备的性别化设计。欧美技术专家常将计算机想象成女性化仆人或助手，许多研究指出智能音箱多采用女性化名字、声音与角色，这被认为加固了性别气质（Humphry & Chesher，2021）。此类设计虽客观上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但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照料者”性别脚本缓解技术监控引发的隐私焦虑（Woods，2018）。也就是说，性别刻板印象只是设计时被利用的工具。实际使用中，性别符号并未如想象中延续固化。对社交媒体中的智能家居昵称分析显示，多数昵称指向文化意象或谐音梗，比如将扫地机器人命名为白净停（同白敬亭）、洗贵妃（同熹贵妃，见图1）、扫地僧（《天龙八部》人物）、徐吸地（同徐熙娣），将空调名为“寒王”“悟空”，将洗衣机命名为“浣衣局”“工藤新衣”（同工藤新一），用户更倾向挪用影视明星、历史人物、影视IP、网络梗等文化符号匹配设备功能，而非加深性别刻板印象。用户实践能动地改变产品设计中的性别标签，技术物被重新编码为去性别化的文化中介，文化意象符号的选择覆盖了原有的性别叙事。

（二）

重构“家务女性化”：劳动归属的流动性协商

过去，家务劳动的性别化本质根植于身体嵌入性（embodied）与时空不可分割性（Bittman，Rice & Wajcman，2004）。传统家务劳动因时空不可分割性被固化为性别化责任——女性因“女主内”传统角色期待被束缚于家庭空间。智能家居通过分布式数字劳动重构家务的时空结构与技能配置，为劳动归属的协商与再定义创造了条件。

智能家居、虚拟化身等技术模糊性别边界，催生传统二元性别之外的“赛博格气质”。唐娜·珍妮·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1991/2016：318）对赛博格做了精确的概括：赛博格是后性别的存在，它不敬畏父权制，也不复制伊甸园。受访者同样指出，智能家居带来的便利之一，在于家务机器人承担了部分传统上被视为性别化的劳动。由于其“非人劳动者”的身份，家务的性别归属问题也随之被悬置（Strengers & Nicholls，2018）：“我家那个扫地机器人，有时候我还会拿到我父母家里让它干活……智能家居提供了很多方便，你只要喊一声，它就能把灯给你关了，这样子就不存在谁下床关灯或者是谁干家务的这个事情了”（A14，2024年12月10日）。

当谈及智能家居表现，受访者抱怨的是机器人不太智能而非伴侣：

对于家务，目前他主要抱怨的是智能家居功能性的问题，像扫地机器人，需要清理它的基站、换各种模块、或者说是给它弄上下水，就有点烦。它作为智能家居，其实应该把这些全部都解决掉。（A13，2024年12月9日）

这表明，技术物正在重塑社会实践的归因模式（Latour，2005：107）。智能家居推动家务责任从性别化个体向技术制品转移——从“人的责任”到“人—物责任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术物与人类共同构成责任网络，因此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不能仅归于人类意图或社会结构，而需承认非人行动者的共构作用，形成归因的对称性。当智能家居故障导致任务失败时，传统归因可能指向“妻子未尽责”或“丈夫未维护设备”，强化性别分工以及性别气质。而在智能家居技术介入后，清洁失败可能归因于“机器人不够智能”或“传感器识别太低”，责任从性别化主体转向技术系统。

动摇性别化归因后，家务归属得以重新定义。智能家居完成家务被视为“物的自动化功能”而非性别角色的延伸，使家务摆脱与性别“自然而然”的关系。传统家务技能（如手洗衣物技巧）被界面操作能力（如APP设置、语音指令）替代，后者依赖通用数字素养而非性别化身体经验，削弱了性别分工的生物学辩护，如“女性更擅长细致劳动”“男性更擅长技术劳动”。当扫地机器人替代人工清洁后，“谁该负责扫地”的性别争议转化为“谁该维护机器人”的技术分工，后者更易突破性别规训。

对女性而言，智能家居带来了更大的主动性与策略空间。技术的嵌入不仅使部分家务劳动可以被设备直接替代，也为女性提供“成全自己的懒”的可能，即通过依赖智能家居的自动化功能，将重复性劳动外包给机器。这种实践并非简单的怠惰，而是一种对性别规训的巧妙回应——通过技术介入抵消“勤勉持家”的性别期待。同时，部分女性通过“精心设计的无知”将数字家务转移给男性：以“你更懂技术”之名，将操作维护交由伴侣承担。这种策略性的“无知”并非缺乏能力，而是一种性别政治的技艺化运用，通过放弃某种操作知识来重新界定劳动边界。由此，智能家居为女性开辟了突破既有家务性别规训的路径，使“家务女性化”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松动和重构。

对男性而言，智能家居衍生出的“数字家务”与传统由男性承担的维护类工作存在连续性。过去，男性负责修理家电、处理偶发的故障等低频劳动。智能家居将部分日常家务重塑为类似的阶段性、事件驱动型劳动，通过程序设定与APP提醒，劳动从“日复一日的重复性操作”转向“周期性的响应性操作”，更贴近传统男性职责。因此，数字家务在实际分工中顺滑地被男性接管，而不直接与女性身份绑定。这种劳动属性的变化揭示了家务归属的流动性，也为突破“家务女性化”的固有逻辑提供了新的契机。有意思的是，在家庭参观时，第四个家庭讲述了扫地机器人昵称的由来：男方（A6）想给扫地机器人起个昵称，女方（A5）提议叫“田螺姑娘”，但男方在“田螺姑娘”基础将扫地机器人命名为“田螺小伙”，对于这样命名的原因对方并没有详谈。使用“田螺小伙”而不是“田螺姑娘”可能是男方出于性别主体意识的选择，但这一选择足以成为智能家居进入家庭之后劳动归属重新协商的一个注脚。

（三）去性别化的结构性限度：不可忽视的枷锁

智能家居通过降低任务对体力与专属技能的要求，有利于消解“男性技术权威—女性体力劳动”的二元分工（Wajcman，2010），双方均可远程设置程序、更换配件。分布式数字家务通过任务分解与远程操作重构性别分工的物质基础，其去性别化潜力符合Star(1999）“基础设施不可见性”（infrastructure invisibility）的伦理诉求——当技术深度嵌入日常，家务的性别分工或将被中性化实践自然覆盖，技术物由此成为家庭分工争议的缓冲界面。

然而，性别角色的文化惯性依然根深蒂固。数字家务并未完全消解传统性别分工，反而在某些环节加固了男性在技术领域的权威。男性凭借其在数字技术上的熟悉度和自我定位，继续扮演智能家居购入、安装、控制、维护的主导者。他们在话语中将这一分工合理化为性别差异的自然结果，如：“她不需要了解原理，会正常使用就行了”（A17，2024年12月11日）；“我来搭建，女生不习惯，我熟悉一点”（A14，2024年12月10日）。这类表述揭示男性在家庭中持续占据技术权威地位，而女性则被对方定位为“使用者”“需要技术支持的人”，成为技术边缘化的角色。同时，部分女性也主动将数字家务让渡给男性，理由是“技术性的都是他来负责”（A13，2024年12月9日）。这一策略固然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却也在不经意间强化了“技术归男性”的性别化逻辑，使去性别化趋势在实践层面受到限制。

七 结语：在技术褶皱中通向有条件的

去性别化未来

本文围绕智能家居进入家庭后的实践，揭示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与权力关系的重组逻辑。首先，技术介入使得家务的性质发生转变。去技能化、链路化和分布式家务的形成，使得家务从隐形劳动转化为分布式的操作过程，削弱了其原有的女性化属性。其次，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员围绕数字家务展开策略性协商。女性通过“懒惰的正当化”或“精心设计的无知”将任务转移，突破日常性别规训；男性则承接数字家务，表现出“技术性关怀气质”，家务归属呈现出流动性与再协商特征。智能家居作为技术中介，模糊了家务与技术的性别边界：男性在参与数字家务中延续传统家务责任，女性则因实际需求突破技术排斥，技术使用由此成为性别协商的动态场域，而非本质化区隔的产物。最后，本研究认为家务分工呈现去性别化趋势，同时也认识到性别角色的惯性力量不可小觑。

女性主义文献常聚焦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平等，而我们也承认智能家居技术不能也不可能根除性别分工，但其通过劳动形态转化实现的“负担转移”对女性、男性、家庭乃至社会具有进步意涵。男女双方通过技术—性别共构推动性别表演实践的流动性转向，这种“技术分工”预示了一种技术中介的性别分工新图景——其潜力在于将平等诉求嵌入日常实践的物质网络，而非停留于观念抗争。

在理解智能家居与性别关系的过程中，“技术褶皱”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隐喻。“褶皱”一词意味着技术的发展并非线性或单向的，而是充满了折叠、缝隙与张力：它既可能沿袭既有的性别分工逻辑，又可能在实践的细节处制造出松动与裂缝。这一隐喻提示我们，智能家居的引入并未自动开启性别平等的进程，而是在家庭内部制造出新的张力与矛盾。技术性别化的逻辑在被部分削弱的同时，又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女性的策略性让渡既是对社会角色期待的抵抗，也可能无意间巩固了男性在“技术性家务”中的垄断地位。换言之，智能家居并非单一的解放性力量，而是在褶皱与断裂中，成为性别平等可能性的触发点。

同时，在交叉性视角提示下，本研究结论必须审慎界定适用范围与生成条件。流动性表演与“去性别化”趋势，并非一种普世的、必然的技术后果，而深植于特定社会结构位置。本文受访者所共享的城市中产、高受教育程度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购买智能家居的经济能力、学习操作的技术自信，以及接纳平等主义性别观念的文化倾向（Shu & Zhu,2012）。因此，智能家居所促成的性别协商与表演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阶级、教育与性别维度相交织下的特定产物（Grzanka，2014：94）。这意味着，对于缺乏相应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技术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嵌入家庭生活，甚至可能加固传统的性别分工。

因此，去性别化应被理解为一种“有条件的”未来，而非技术发展自然导向的结果。这一未来的实现有赖于三个层面的突破：其一，家庭内部的数字劳动分配能否真正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其二，技术设计能否摆脱性别化符号的工具性调用，走向更为中性的用户导向；其三，社会文化层面对劳动价值的再认知，能否承认并肯定家务劳动的多元属性。唯有在这些条件交汇之时，智能家居才可能成为性别平等的积极资源，而非权力再生产的隐蔽装置。

综上所述，智能家居的引入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家务劳动与性别秩序的关系。它既是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性工具，也是潜在的去性别化契机。在技术的褶皱中，我们看到了性别正义的模糊路径，但通向去性别化的未来仍是一场持续的社会文化斗争。本文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这一复杂过程，提醒我们在警惕新形式性别再生产的同时，也不放弃在技术实践中开辟更为平等的可能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2期。

本期执编/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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