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日本15年了，娶了个日本老婆，她十分顾家，可我快撑不住了

我叫林峰，今年三十八岁，来日本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拖着行李箱从成田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兜里只有三千块人民币，脑子里全是对未来的幻想。那时候我觉得日本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吃苦，混出个样子来不是问题。现在想想，二十三岁的我真是天真得可爱。

我在语言学校待了两年，又上了两年专门学校，毕业后进了一家小型IT派遣公司，一干就是十一年。从最开始连敬语都说不利索的毛头小子，到现在带着六个后辈的小组长，中间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知道。

认识美咲是第九年的事。

那年我三十二，她二十八，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居酒屋认识的。美咲不是什么惊艳的大美女，但胜在耐看，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她是地地道道的东京姑娘，在区役所当窗口办事员，每天穿着得体的套装上下班，生活规律得像上了发条。

我们交往了一年半，期间没红过脸。美咲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脾气好，好到什么程度呢？约会我迟到了半小时，她就站在车站口安安静静地等，看到我跑过来，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这么晚”，而是“你没事吧，是不是加班了”。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捡到了宝。在日本待了快十年，我当然知道日本女人的口碑——贤惠、顾家、以丈夫为天。美咲就是这类日本女人的典型代表。她会在周末来我家给我做饭、打扫卫生，会把我的衬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会记得我所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

交往一年半后，我向她求婚了。美咲红着眼睛点了头，说她愿意跟我过一辈子。

婚礼不大，在区役所登了记，请了几个朋友吃了顿饭。我父母从国内飞过来，见了美咲一面，我妈拉着她的手说“好姑娘，好姑娘”，眼眶红红的。我爸偷偷把我拽到一边，低声说：“日本人？你能搞定吗？”我说能，语气坚定得像在宣誓。

事实证明，我跟美咲之间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国籍和文化差异，而是我根本搞不定日本社会的生存法则。

婚后的头一年，是蜜月期。

美咲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每天下班回来，玄关的鞋子永远摆得整整齐齐，餐桌上放着温热的味噌汤，浴缸里泡着刚刚好的洗澡水。我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这辈子才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

那一年我妈打电话来，问我在日本过得怎么样，我说好得不得了。我妈在电话那头笑得合不拢嘴，说那就好那就好，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趁我身体还好能帮你们带。

要孩子的事我们不是没想过。美咲说她想要两个孩子，最好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我说行，都听你的。那时候我觉得以我的收入养两个孩子完全没问题，一年六百多万日元，虽然不算多，但在东京够用了。

可是好景不长。

第二年开始，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IT派遣行业本来就卷，几个大客户纷纷砍预算，我们公司的订单量直接腰斩。社长开会的时候脸色铁青，说从下个月开始取消加班费，大家的收入会受到影响，但公司不会裁员，希望大家共渡难关。

我当时的月薪是四十万出头，加班费没了之后，直接掉到三十二万。我算了算账，房贷十一万，车贷三万，生活费各种加起来十五万左右，再扣掉住民税、年金、保险，每个月还能剩个两三万。紧巴是紧巴了点，但还能过。

可问题是，美咲的消费习惯。

美咲不是那种乱花钱的女人，但她的消费观念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从小在国内普通家庭长大，花钱喜欢算着来，能省就省。美咲不一样，她虽然不乱花，但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省，而且她对“该花”的定义，跟我不在一个维度上。

比如说吃饭。我觉得在家里做就挺好，干净又省钱。美咲确实也在家做，但她买菜一定要去超市买当天的鲜食，从不买打折品。日本的超市晚上八点以后会打折，很多主妇都掐着点去买，但美咲从来不这样。她觉得为了省几百日元特意去买打折品是“没有生活质量”的事。

再比如说送礼。日本社会送礼的规矩多得要命，中元节要送礼，年末要送礼，搬家要给邻居送礼，同事结婚要送礼，上司退休要送礼，孩子入园入学要送礼……美咲在区役所工作了十几年，深谙这套社交法则，她认为送礼的轻重直接关系到面子，绝对不能含糊。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给隔壁邻居送了一个三千日元的果篮，就因为前几天邻居给我们送了二千五百日元的点心。我说差五百日元至于吗？美咲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至今记得——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好像我在说什么外星语一样。

她说：“林峰，这是规矩。你送的礼物比对方的价值低，就是失礼。”

我知道她说的对，在日本待了十五年，这些规矩我不是不懂。但问题是，我的收入跟不上她的规矩。

第三年的时候，情况更糟了。

公司接不到像样的项目，社长开始接一些擦边球的外包活。工资不但没涨，反而因为业绩不好，被社长要求“自愿”降薪。我的月收入从三十二万降到了二十八万，扣掉各种税和保险，到手才二十二三万。

而就在那一年，美咲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加班。美咲发来一条消息，说“林峰，我好像怀孕了，明天去医院确认一下”。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足足有一分钟，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连产检的钱都快不够了。

第二天确认怀孕的消息传来，美咲罕见的兴奋，电话那头的声音都在发抖。她说了很多话，什么“要做爸爸妈妈了”，什么“要好好准备婴儿用品”，什么“你开心吗”。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但红的不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害怕。

开心是真的开心，可害怕也是真的害怕。

在日本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我在网上查过。从出生到小学毕业，光教育费用就要一千万日元往上。加上生活开销、医疗开销、兴趣班开销……以我现在二十四五万的到手收入，就算把我劈成两半也不够花。

但这话我没法跟美咲说。她怀着孕，情绪不能受刺激。而且以她的性格，说了也没用，她会觉得“没钱就去赚，这是你的责任”。

日本人骨子里有种奇怪的观念——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女人只需要把家管好就行了。美咲虽然从不这么说，但我能感觉到她就是这么想的。她从来不问我收入够不够，从来不抱怨生活紧巴，但她会用行动告诉我：你赚的钱，必须撑起这个家。

因为如果撑不起，那就是你无能。

怀孕期间美咲坚持上班上到七个月，直到医生说她身体条件不太好，建议静养，她才请了产假。她休产假之后，家里少了她那份收入，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捉襟见肘。那段时间我下班后不敢跟同事去喝酒，周末不敢出门消费，连中午的便当都是美咲前一天晚上做好的，我只需要带去公司微波炉转一下就行。

美咲对这件事看得很淡。她说你能省就省，家里有我，你不用担心。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叠衣服，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看着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看着她认真叠衣服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女儿小薰出生那天，东京下着雨。

我在产房外面等了整整九个小时，腿都站麻了。护士出来说母女平安的时候，我扑通一声坐到了椅子上，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终于不用再担心了。这九个小时里我脑子里来回转的就一个念头——万一出什么事，手术费要多少钱？我卡里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找谁借？

你看，当一个男人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连亲情都会沾上铜臭味。

小薰是个很乖的孩子，不太哭闹，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笑。美咲把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母乳不够就搭配奶粉，但即便如此，每月的开销还是往上蹿了一大截。纸尿裤、湿巾、婴儿服、辅食、玩具、保险……样样都要钱，样样都不便宜。

那段时间我开始接私活。下班后在那些外包网站上找编程的零活，一个项目三五万日元，熬几个通宵能做完。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帮美咲做点家务，等她们母女睡了，我再打开电脑写代码，写到凌晨三四点，眯一会儿，六点起来洗个澡，七点出门上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我的身体终于发出了警报。

有天早上我在公司厕所里吐了，是黑色的东西。我当时吓了一跳，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胃出血。我没去医院，因为去医院要花钱，而且就算去了也没时间治。我买了点胃药，继续扛着。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美咲其实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她说我那段时间脸色很差，吃饭也吃得很少，但她没有问，因为她觉得问了也没用。她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不想说的事，女人就不要多问，这是日本女人从小就被灌输的“贤惠”。

这种“贤惠”，让我觉得窒息。

小薰一岁半的时候，美咲说要回去上班了。我问她孩子怎么办，她说送保育园。区役所的保育园名额很紧张，美咲因为是区役所的员工，有内部优先权，顺利地把小薰送进了区里的公立保育园。

她的工资比我高。

这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但事实就是这样。美咲在区役所干了十几年，已经是正职的主任级别，到手月收入比我高出将近十万日元。而且她的工作极其稳定，不但不会裁员，每年还有两次奖金，加起来能拿一百多万。

她回去上班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宽松了不少。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美咲开始在细节上对我提出一些要求。

不是直接的要求，而是那种拐弯抹角的、日本女人特有的表达方式。

“林峰，隔壁的小林桑上周带太太去了箱根哦，好羡慕啊。”

“林峰，小薰保育园的小朋友说他们家暑假要回长崎老家，好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爷爷奶奶啊。”

“林峰，你上次说想买新电脑，要不我帮你付一半？你要是有压力的话……”

每句话听起来都很温柔，很体贴，但每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羡慕别人家的老公能带老婆去旅行，羡慕别人家有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她也想让我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需要为钱发愁。但她不会直接说“你赚得太少了”，她只会用这种软绵绵的方式，让我自己去领悟。

而最让我崩溃的是，从日本社会的标准来看，美咲真的已经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妻子了。她不跟我要包包，不跟我要奢侈品，不做无谓的攀比，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教育得乖巧懂事。她甚至在我妈来日本的时候，每天变着花样给老太太做饭，带老太太逛街、泡温泉，把我妈哄得开开心心的。

我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林峰，你要是敢对不起美咲，我第一个不答应。”

你看，所有人都觉得我有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完美的家庭。可没有人知道，这个所谓的完美，正在一点一点把我榨干。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小薰三岁的时候。

那年秋天，公司接了一个大客户的案子，社长让我带队做。项目周期四个月，预算很紧，人手不够，我带着六个后辈没日没夜地赶工，周末也泡在公司。那四个月里，我每天回到家都是半夜十一二点，小薰已经睡着了，美咲还在客厅等我，桌上放着热好的饭菜。

她从来不抱怨我回来晚，每次都会说“辛苦了，饭菜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好”。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是红的，眼角有明显的泪痕。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也不敢问。

项目收尾那天，我从客户那边出来，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开着那辆开了八年的二手丰田，在首都高速上往家赶。车里的广播在放一首很老的歌，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我和美咲的结婚纪念日，而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

我翻了一下手机，美咲今天没有给我发任何消息。以往的结婚纪念日，她至少会发一条“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之类的消息，但今天一条都没有。

我打电话回去，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美咲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美咲，对不起，我今天——”

“没关系，你忙你的。”她说，“饭我放在冰箱里了，明天你热一下就能吃。”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林峰，你不用道歉，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撑起这个家的丈夫，不是你这样每天只会说对不起的男人。”

电话挂断了。

我在高速路边的紧急停车带停下来，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

我没有资格怪她。她说的是事实。我不是一个能撑起这个家的丈夫。我是一个连结婚纪念日都记不住的丈夫，一个赚得还没有老婆多的丈夫，一个每天除了加班什么都给不了家人的丈夫。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在车里坐了一夜，第二天直接去了公司。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写了半年的简历发给了五家猎头公司。

接下来一个月，我面了十一家公司。大公司、小公司、外资、日企，能投的我都投了。面试的时候对方问我为什么想跳槽，我说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这是真话，也是唯一能说的真话。我不能说我快被生活逼疯了，不能说我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不能说我已经连续两年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最终我拿到了三家公司的offer。一家是美资公司，待遇最好，但工作强度据说极大；一家是日系大手企业，稳定但收入一般；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在日本开的公司，开出的条件介于两者之间。

我选了美资公司。

因为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很多钱。

美资公司的月薪比之前高了将近二十万，但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个人时间。项目多的时候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常态，周末也要在线待命。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三十七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七。

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收入终于超过了美咲，我终于可以在她面前抬起头了。

我以为情况会好转。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新公司需要频繁出差，有时候一周有四五天不在东京。美咲一个人带小薰，又要上班又要管孩子，压力可想而知。她从不跟我抱怨，但小薰有次在视频通话里对我说：“爸爸，妈妈昨天晚上哭了。”

我问美咲怎么了，她说没事，眼睛里进了东西。

日本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是“没事”，什么都是“大丈夫”。可我知道不是没事，她哭一定有原因，但她不说，我也问不出来。

那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美咲在疏远我。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等我回家了，饭菜也不再做了摆在桌上，而是直接放进冰箱。我出差回来想跟她亲热一下，她总是说“好累”或者“小薰还没睡着”。我们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少，少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整天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早。”

“今天加班。”

“嗯。”

“晚安。”

二三十个字，概括了我们的日常。

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原本相爱的人，走到了这种地步。

去年夏天，我妈从国内来日本住了两个月。

她想孙女，想得不行，非要来。我拗不过她，给她办了探亲签证。美咲把客房收拾出来，买了新的床单被褥，冰箱里塞满了老太太爱吃的东西。

我妈来了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有天晚上趁美咲在给小薰洗澡，我妈把我拉到阳台上，压低声音问我：“林峰，你跟美咲是不是吵架了？”

我说没有。

“那我怎么觉得你们俩怪怪的？”我妈皱着眉头，“吃饭的时候你俩都不说话的，她也不看你的眼睛，你也不跟她对视。你们多久没……”

我妈顿了一下，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妈，你别多想。”我说，“我们在日本就是这样，大家都忙，没空说话。”

“放屁。”我妈骂了一句，“忙不是借口，两口子过日子，连话都不说了，那还叫什么两口子？”

我妈在的那两个月，我跟美咲之间的气氛反而好了不少。因为我妈是个热闹的人，她在饭桌上说话，就打破了那种沉默的尴尬。她会用蹩脚的日语夸美咲做菜好吃，会用肢体语言跟小薰玩得不亦乐乎，会拉着美咲去超市买菜，两个人比比划划地讨价还价，最后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很久没见过的美咲的笑容。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笑。

她在我面前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我妈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沉默的餐桌，空洞的对话，渐行渐远的两个人。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经常在想，我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钱的问题吗？好像也不全是。我现在赚得不算少了，起码比大部分同龄的日本人要多了。可钱多了之后，我们并没有变好，反而因为见面时间更少了，变得更糟。

是文化的问题吗？也不全是。我跟美咲之间的很多矛盾，本质上不是中日文化的差异，而是性别观念的差异。她觉得男人就该养家，女人就该持家，这是日本社会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我不是反对这个观念，但问题是她既不让我养家（因为她赚得比我多），又不允许我分担持家的责任（因为她觉得照顾家庭是女人的事），搞得我两头都不是人。

我试着跟她聊过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把小薰哄睡了，坐在客厅里等美咲洗完澡出来。她穿着睡衣坐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我说美咲，我们聊聊。她看了我一眼，把电视关了，说聊什么。

“我觉得我们最近的状态不太好。”我说，“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林峰，”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好？”

我被这句话噎住了。这不是我想聊的方向，但既然她这么问了，我必须回答。

“没有，你很好。你非常好。是我做得不够好。”

“那你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说了你做得很好。你真的很好。是我想做得更好，但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够。”

她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林峰，你不用想太多。我们就这样过吧。”

就这样过。

这句话让我后背发凉。因为“就这样过”从美咲嘴里说出来，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妥协。她不再期待我能改变了，也不再期待我们的关系能变好了。她接受了现状，接受了“就这样过”。

可我不想就这样过。

我还爱她。这一点我很确定。虽然我们的关系已经冷到了这种地步，但我还爱她。我爱她安静的性格，爱她干净利落的做事风格，爱她早上给我挤好的牙膏，爱她在我加班回家后在冰箱里留的那碗汤。这些细节让我觉得温暖，让我觉得这个家还在，让我觉得还有坚持的理由。

但她好像不爱我了。

或者说，她已经不知道怎么爱我了。

上个月，我在公司跟一个前辈喝酒。

前辈姓佐藤，五十多岁，在公司干了二十多年，是日本人里少有的直爽性格。他知道我的情况，因为有一次我喝多了跟他说过。

“林峰，”佐藤喝着啤酒说，“你知道你跟美咲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我说不知道。

“你太努力了。”佐藤说，“你努力想成为一个‘日本式’的丈夫，但你忘了一件事。你不是日本人。你用不着用日本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佐藤放下酒杯，“你老婆嫁给你的时候，她嫁的是一个中国人。她要是想嫁日本人，大把的日本男人等着娶她。可她选了你不是吗？她选了你，就意味着她接受了你的一切，包括你赚钱不如她，包括你不懂那些日本社会的繁文缛节，包括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日本丈夫。”

“可你现在非要逼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累不累啊？”

我愣住了。

佐藤继续说：“林峰，你回去问问你老婆，她到底是因为什么嫁给你。我猜不是因为你能赚多少钱，也不是因为你有多懂日本人的规矩。她要是看重这些，当初就不会选你。”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美咲已经睡了。

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脑子里反复回放佐藤的话。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件我已经忘了很久的事。

当初跟美咲交往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看花火大会。人山人海的，我跟她在人群中走散了。我找了她快一个小时，心急如焚。最后在河岸边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哭。

我说你哭什么，不就走散了吗，你打我电话啊。

她说她手机没电了，说她在原地等了很久，说她以为我找不到她了。

我说怎么可能找不到你，你是我女朋友，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林峰，你是不是不会丢下我？”

我说当然不会，这辈子都不会。

然后她扑到我怀里哭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前任男朋友就是在一次烟火大会上把她丢下走的。那天之后，美咲再也没有跟我提过前任的事，但我们的关系在那之后明显进了一大步。

我后来问过她，为什么选我。她说因为我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丢下她，因为我说“你是我女朋友，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她说那道光让她觉得安全。

可现在，那道光早就没了。

取代它的是疲惫、是焦虑、是永远还不完的时间债。我成了一个为了钱拼命工作的机器，而不是一个能让妻子感到安全的丈夫。

我想明白这件事的那个晚上，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辞职。

不是冲动，是真的想明白了。

美资公司给的待遇再好，我也没有命去花。我赚的钱能给我和家庭带来什么？一个疲惫不堪的丈夫，一个见不到面的爸爸，一个冷漠疏离的婚姻。这些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美咲想要的。

而且我渐渐意识到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在日本，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真正的安全感。那些表面光鲜的中产家庭，背地里谁不是债台高筑？房贷、车贷、教育贷、保险、税金、年金……每个月工资还没到手就已经被分配得干干净净。大家活在泡沫一样的繁荣里，谁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碎了。

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跟美咲说了我想辞职的想法。

那天晚上小薰已经睡了，我跟美咲坐在餐桌前，灯光昏黄。我说美咲，我想辞职。

她正在喝水，听到这句话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缓缓放下杯子。

“理由呢？”

“我累了。”我说，“不是身体累，是从心里累。我不想再这么过了，我不想每天回家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我不想吃饭的时候我们连话都不说，我不想让小薰觉得她爸爸是个陌生人。”

“你已经让她觉得你是陌生人了。”美咲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她昨天问我，爸爸为什么总是在外面？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都会来接他们放学，爸爸为什么一次都没来过？我说爸爸在赚钱，她说她不要爸爸赚钱，她想要爸爸回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美咲也哭了。这是她第二次在我面前哭。第一次是那年花火大会。

“林峰，”她哽咽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让你分担家务吗？”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在外面承担了那么多压力，我不想让家里的事再给你添负担。我怕我说了你会觉得我不够好，我怕你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怕你有一天也会像我的前任一样丢下我走掉。”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越是不说，你越是把自己逼得越紧。我不敢跟你说小薰想让你接她放学，是因为我怕你听了会内疚。我不敢跟你说我想让你早点回家，是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在抱怨。我不敢跟你说你做得不够好，是因为你本来就做得够好了，是你自己觉得不够。”

“林峰，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赚得多，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是因为那天看花火大会的时候，你跟我说这辈子都不会丢下我。你忘了那句话，可我一直记得。”

我忘了我有没有说对不起。我记得我站起来绕过桌子，把她搂进了怀里。

她瘦了很多。我能感觉到她肩膀上的骨头硌着我的手臂，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能感觉到她的眼泪把我的衬衫浸湿了一大片。我们抱了多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睡着，就在那里坐着，抱着，说了一些很久没有说过的话。

我说我想回中国待一段时间。

美咲沉默了一下，说好。

我说不是不回来了，就是想回去透透气。我爸妈在老家，我想去看看他们。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

美咲说她知道，她理解，她说你想去多久就去多久，家里有她，不用担心。

我说美咲你跟我一起回去。

她摇了摇头，说小薰还在上保育园，她也不好请那么久的假。她说你先回去，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好好重新开始。

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我心里空落落的。

上飞机前一天，我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到了一张老照片。是那年花火大会，我用手机拍的。照片里美咲穿着浅蓝色的浴衣，扎着丸子头，手里拿着苹果糖，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时候的我们多简单啊。没有房贷，没有孩子，没有职场的尔虞我诈，没有婚姻的一地鸡毛。只有两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地喜欢着对方。

我把这张照片放在了钱包里，带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东京，高楼大厦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了模型一样的方块。

我在想，这十五年来，我来日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得到了一个日本的身份，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一个温柔顾家的妻子，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我得到了很多当年二十三岁的我想要的东西。

我失去的也很多。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睡眠，失去了自我，差点还失去了这个家。

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彻底失去。

重要的是，等我回去之后，我还能不能再让美咲的眼睛里重新亮起那道光。

我还不知道答案。

但我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