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东墙麦，西墙杏

时值仲秋，天高气爽。

祁连山脚下的麦田已经黄透了，沉甸甸的麦穗在风里一浪一浪地低下去，又扬起来，像谁家新媳妇的裙摆在抖。远远近近的村落里飘着炊烟，是那种很淡很淡的青白色，斜斜地散在暮色里，散着散着就没了。

麦穗镇就卧在这片麦浪中间，说是个镇，其实不过百来户人家，沿一条土路排开，把粮食铺子、铁匠炉、茶馆、当铺都挤在一处。镇子虽小，名声却不小。不为别的，就为祁连山上下来的雪水在这儿拐了个弯，冲出一片肥得流油的沙壤土，种出来的麦子粒粒饱满，磨成面粉白得像细雪，蒸出来的馒头能香出二里地。

镇上的人多半姓麦，据说祖上是跟着左宗棠进疆的湘军，打完了仗没回去，就地落了户，种麦子种了百来年。麦家是大姓，细数起来还分两支，一支住在镇东头的叫东麦，一支住镇西头的叫西麦。东麦西麦虽同根同源，这些年却渐渐生分起来。为的什么事，说来也简单——东麦家的麦坊收粮多，西麦家的面坊出粉细，一个嫌对方压价，一个嫌对方掺假，一来二去就拧上了。逢年过节祠堂里碰了面，东麦家的族长麦德厚咳嗽一声，西麦家的族长麦德宽就哼一声，两个人擦肩而过，袍子角都不碰一下。

但镇子上的日子总归是太平的。风调雨顺的年头，麦子收成好，家家户户的笑声就多些；遇上旱年涝年，大家伙儿一起叹气，倒也凑合着过去了。只是这两年，镇上的人茶余饭后多嚼了一件事——麦家大房的麦承远，和西麦家的麦宜家，怕是要闹出些什么动静来。

说起麦承远，镇上的姑娘媳妇没有不上心的。这人今年二十有二，生得修长挺拔，一张脸白净里透着麦色，眉骨高，眼窝微微陷下去，一双眼睛清清亮亮，像是祁连山顶上的雪化成了水。他爹麦德厚早年间在兰州念过新学，回来把这独生子也送去省城读了几年书，说是要“开开眼”。麦承远读了三年，书倒没读出名堂，倒是把他爹那点家底读薄了不少。后来索性不读了，回到镇上帮着他爹料理麦坊的生意。虽然是东麦家的少爷，他却没半点少爷架子，成天穿着粗布衣裳在麦场里转，跟伙计们一道扛麻袋、过秤、记账，手上磨出茧子来，面上还笑嘻嘻的。镇上的人都说，麦家大少爷是个好坯子，就是太随和了些，见谁都是一团和气，跟西麦家的人说话也从不红脸。

可随和归随和，谁也没见他跟哪家姑娘走得近过。镇东头刘裁缝的女儿刘巧儿眼睛水汪汪的，见了他就脸红，他却只晓得问人家“你爹的腰疼好些没有”；县里王举人的孙女来镇上走亲戚，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掉了两回帕子，他捡起来叠得整整齐齐递回去，连人家手都没碰一下。麦德厚急得直叹气，催他赶紧成家，他就笑笑说：“爹，急什么，麦子还没收完呢。”

至于麦宜家，那是西麦家二房的姑娘，今年刚满十九。这姑娘打小就跟旁的姑娘不一样，旁人家的闺女学绣花、学做饭，她却成天跟着她三叔麦德宽到麦田里去，卷着裤腿踩泥巴，看麦子抽穗、灌浆、成熟，记在小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她三叔膝下无子，把她当儿子养，教她看天识云、算节气、辨土质，她样样学得精到，有时候比老庄稼把式还看得准。镇上的人说起她都摇头，有说姑娘家不该这样野的，有说她“可惜投错了胎，该是个男儿身的”。麦宜家对这些话一概不理会，该下田下田，该记帐记帐，一张脸被风吹日晒得黑里透红，眉眼间却自有一股英气，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麦子，没人管没人问，倒长得格外精神。

东麦西麦两家人素不来往，麦承远跟麦宜家本该八竿子打不着。偏偏这二人在麦子上的事都有几分痴气，一来二去，就遇上了。

那是今年春末的事。

谷雨刚过，祁连山上积雪消融，雪水顺着山沟下来，把麦田浇得透透的。麦承远去镇子外面的官道边看一批新到的麦种，这些种子是从河州那边运来的，说是新品种，抗倒伏、产量高。他蹲在麻袋旁边，抓一把麦种放在手心里，低头细看，忽然听见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头顶上说：“这麦种不行。”

麦承远抬头，逆着光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面前。她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子，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匀称的手腕，头上没有钗环，只用一根木簪子把头发束起来，干净利落。是麦宜家。他认得她，虽然两家人面上不来往，但镇上就这么大，谁不认识谁呢。

他不急不恼，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把手心里的麦种摊开给她看：“怎么不行？”

“河州那边是黄土高原，土厚，麦子根扎得深，抗倒伏。咱们这儿的沙壤土松，根浅，种这个品种，到了灌浆期穗子一沉就全趴下了。”麦宜家说得笃定，也不管面前站的是谁家的少爷，一副田间地头说庄稼事的口气。

麦承远倒笑了。他把麦种放回麻袋里，拍了拍手，认真地看着她：“那照你看，该种什么？”

麦宜家倒被他这一问问得愣了一下。她原以为东麦家的人听了这话会不高兴，或者根本不把她的话当回事，哪想到这人居然认认真真地问她“该种什么”。她眨眨眼睛，抿了抿嘴，说了几个本地老品种的名字。

麦承远听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刷刷刷记下来，又抬头看她：“还有呢？”

麦宜家这下彻底愣了。她看着他手里的本子，又看看他那双认真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东麦家的少爷跟自己听说的不太一样。她犹豫了一下，蹲下来，从麻袋里又抓了几种麦种摊在地上，一个个指着说开了。麦承远也蹲下来，两个人就那么蹲在官道边上，头挨着头，说了小半个时辰的麦种。

末了麦承远站起来，腿都蹲麻了，龇着牙咧着嘴揉了半天，忽然对麦宜家咧嘴一笑：“改天请你喝茶，把剩下的说完。”

麦宜家被他笑得有些不自在，别过脸去，耳朵尖却悄悄地红了。她没答应，也没拒绝，转身就走了，步子迈得又快又大，蓝布衫子在风里扑棱棱地响。

麦承远站在原地看她走远了，低头看了看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把本子合上，揣进怀里，轻轻地笑了一下。

那天傍晚，麦承远回到家，麦德厚正坐在堂屋里喝茶。老头儿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了，精神倒还好，就是这几年为麦坊的事操劳过度，腰背有些佝偻了。他见儿子进门，哼了一声：“去哪儿了？”

“官道那边，看麦种。”麦承远倒了一碗茶，咕咚咕咚喝下去，拿袖子一抹嘴。

“看这么久？”

麦承远嗯了一声，也没多说，径直回了自己屋里。麦德厚端详着儿子的背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他放下茶碗，想了想，把在灶房里忙活的老伴儿赵氏叫了出来。

赵氏五十多岁，是个利落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上穿了件藕荷色的褂子，虽说是旧衣裳，浆洗得干干净净。她听了麦德厚的话，扑哧一笑：“你怎么跟个猫儿似的，鼻子比狗还灵？”

“我说正经的。”麦德厚皱了皱眉，“你是没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嘴角那个笑，我在他脸上二十年没见过了。”

赵氏歪着头想了想，慢慢收起了笑。她想起儿子这些日子确实有些不对劲，吃饭的时候会忽然走神，筷子举在半空中半天不动；晚上一个人在屋里待着，灯亮到很晚，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她原以为是为生意上的事发愁，这会儿听老头子一说，心里倒像是被什么轻轻拨了一下。

“你说，会不会是看上哪家的姑娘了？”赵氏压低声音。

麦德厚哼了一声，重新端起茶碗：“看上谁家的都行，别是西麦家的就成。”

赵氏没接话，回灶房去了。她靠在灶台边上，看着灶膛里余烬的一明一暗，心里忽然有些发沉。这祁连山下的麦子，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割，今年收的种子明年种下去，还是那片地，还是那片天。麦子怎么长，不都是麦子么，分什么东边的地西边的地呢。她想着想着，又摇了摇头，把灶膛里的火拨了拨，添了把柴进去。

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刚进五月，日头就毒辣起来，晒得麦田里热浪滚滚，远远看去像是地面在抖动。麦子正在灌浆的关键时候，麦宜家几乎天天泡在田里，顶着大太阳察看麦穗的长势。她三叔麦德宽见她晒得跟黑炭似的，心疼得不行，拿了顶草帽给她扣上，说：“你这姑娘，再晒下去真嫁不出去了。”麦宜家把草帽檐往下一拉，笑嘻嘻地说：“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嫁给我这几亩麦子也挺好。”麦德宽被她噎得说不出话，半晌才叹一口气，背着手走了。

麦宜家没有告诉三叔的是，自从那天在官道边上说过麦种的事之后，她每隔几天就会在田间地头碰见麦承远。碰见的方式都很“巧”——她去东边那块地看墒情，麦承远也正好在那边的麦坊仓库里盘点；她去西边那条沟看水渠，麦承远正好在沟边上巡田；她去镇子外面的老井打水，麦承远正好牵着驴过来饮驴。碰见了他就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说：“哎呀，又碰上你了，真巧。”麦宜家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他哪里是“正好”，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绷着脸应付两句，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忍不住放慢步子，想听他会不会追上来。他倒也不追，站在原地目送她走远，那目光沉甸甸地落在她背上，像五月的麦穗，压弯了她的腰。

有一回她实在忍不住了，在田埂上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他：“麦承远，你到底想干什么？”

麦承远被她这一声喊得愣住了，脸上的笑慢慢收了起来，换上了一副认真的神情。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就是想多知道一些麦子的事。你是这十里八乡最懂麦子的人，我跟你学学，不犯法吧？”

麦宜家被他这番话说得又好气又好笑，“最懂麦子的人”这五个字听着是夸她，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像有别的意思。她想呛他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索性一跺脚，转身走了。这回她走得格外快，像是怕身后的麦田会把她吞掉似的。

麦承远站在田埂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麦浪里，低下头，拔了一根青麦穗，剥开麦壳，把嫩绿的麦粒放进嘴里慢慢嚼着。麦粒还没熟，嚼起来有一股青涩的甜味，汁水浸在舌尖上，凉丝丝的。他嚼了很久，才把那根光秃秃的穗轴扔在田埂上，转身往回走。

六月里，麦子开始抽穗了。这是麦田最好看的时候，一望无际的青麦穗在风里翻涌着，像一片碧绿的海面。麦穗镇的人都说今年的麦子长得好，要是老天爷赏脸，不刮大风不下冰雹，到了七八月准是个大丰年。

麦承远和麦宜家遇见得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是在麦田中间的井台边上，麦承远来挑水浇菜园子，麦宜家来看墒情，两个人隔着三五步远各自忙各自的，谁都不先开口说话。可麦承远总是“不小心”把水桶落在井里，麦宜家只好放下手里的本子，过去帮他用钩子把水桶捞上来。捞水桶的时候两个人挨得很近，麦承远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麦秸和泥土混合的味道，干干净净的，像是刚下过雨的麦田。他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就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她捞水桶，看她蹲在井台边上的侧影，脖子微微弯下去，露出一截没有被太阳晒到的皮肤，白得有些晃眼。

麦宜家把水桶捞上来，一回头看见他正盯着自己看，脸上顿时烫了起来。她把钩子往他手里一塞，没好气地说：“下次再掉下去，你自己捞。”麦承远接过钩子，笑着说：“好，下次自己捞，这次不是还没学会嘛。”麦宜家瞪了他一眼，可那一眼里哪有什么怒意，倒像是五月的风吹过麦田，看着是压弯了麦秆，其实是催着它长。

这件事慢慢地在镇上传开了。最先发现的是在田里干活的长工们，他们看见麦家大少爷和西麦家的二姑娘在田埂上站着说话，站的姿势不大对头，两个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线，谁都不过线，可谁都在线上头悬着。长工们回去跟家里人一说，家里人又跟邻居一说，到了六月底，整个麦穗镇都知道了——东麦家的大少爷跟西麦家的二姑娘好上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荡开的涟漪一圈一圈地碰着湖岸。

麦德厚最先知道了。那天他正在麦坊里看新收的麦子，东麦家的一个远房侄子麦承宗跑过来，神神秘秘地凑到他耳边嘀咕了几句。麦德厚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把手里的麦子一撒，转身就往外走。

他回到家的时候，麦承远正在院子里磨镰刀。老头儿站在院门口看着儿子，想发火又不知道该从何发起。在东麦西麦两家的关系上，他这二十年来一直紧绷着弦，不敢松，也不能松。东麦家的麦坊是镇上最大的收粮点，西麦家的面坊是镇上最好的磨面坊，两家若是和好了，生意上自然有好处；可问题是，这些年的积怨太深了，东麦西麦两房的人早就分成了两拨，逢年过节祠堂里都要吵上几句，他这个族长要是先低头，东麦家的族人不答应。更何况，西麦家的族长麦德宽跟他从小就不对付，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倔，谁都不愿意先迈出那一步。

可眼下的事，不只是生意上的事，还关系到儿子的终身。麦德厚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终于开了口：“承远，你过来。”

麦承远放下镰刀，走过去。他看见他爹的脸色，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七八分，面上却不动声色，垂着手站在那儿，等他爹开口。

麦德厚看着他这副不紧不慢的样子，火气又上来了几分，却也发不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你最近是不是总跟西麦家的那个丫头在一起？”

麦承远沉默了一瞬，抬起头看着他爹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是。”

就一个字，不躲不闪，不藏不掖。

麦德厚被这个“是”字噎住了。他本来准备好了一肚子话，想好了该怎么教训儿子、怎么摆道理、怎么拿东麦西麦两家的恩怨来压他，可儿子就这么大大方方地认了，倒让他那些话全没了用处。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一句：“你别忘了，你是东麦家的人。”

麦承远垂下眼睛，声音不大，但很稳：“爹，麦子从哪里长出来，都一样是麦子。”

麦德厚被他这句话刺了一下，像是被麦芒扎了手，不疼，但痒，痒得让人难受。他看着儿子的脸，忽然觉得这张脸有些陌生，好像不是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儿子，又好像比任何时候都像。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过身，背着手走了，步子蹒跚，佝偻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赵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堂屋的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凉茶。她看了看丈夫的背影，又看了看院子里低头重新拿起镰刀的儿子，叹了口气，把茶碗放在门框上，转身进了灶房。

三伏天一到，麦子就黄了。

麦穗镇的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男人们天不亮就下了地，弯着腰一镰刀一镰刀地割麦子，汗水顺着脊背淌下来，把粗布衣裳湿透了又晒干，晒干了又湿透，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女人们在家里做饭送饭，还要趁着好日头把割下来的麦子铺在场上晾晒、翻场、碾场、扬场，让麦粒从麦穗里脱出来。小孩子也不能闲着，提着篮子在地里捡掉落的麦穗，谁捡得多，晚上就能多吃一个白面馒头。

麦宜家也在地里。她不光割麦子，还要把自己记了一年的麦子生长情况整理出来，哪块地用的什么种子、施了多少肥、浇了几次水、生了什么病虫害、最后产量多少，一样一样地记在本子上。她三叔麦德宽在地头抽着旱烟，看她蹲在田埂上写得认真，忍不住说：“丫头，你这本子都记了三本了吧，记这些有什么用？”麦宜家头也不抬地说：“留着给后人看，咱们这儿的麦子该怎么种，总不能一代人死了，下一辈子又从零开始。”麦德宽听了这话，把旱烟杆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半晌没说话。

麦承远也在地里。他这些日子晒黑了不少，胳膊上被麦芒划出一道一道的红印子，他也不在意，照样扛着麻袋在麦场上跑来跑去。麦坊的伙计们看在眼里，暗地里议论，说大少爷今年勤快得不正常，往年麦收的时候也干活，可没这么不要命。只有麦承宗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悄悄跟旁人说：“少爷这是让老爷子给憋的，天天在跟前盯着，连出趟门都有人跟着，他只能在地里干活出出气。”

其实麦承远倒不完全是在出气。他在麦场上干活的时候，有时候会直起腰来，远远地望一眼西边。西边那片地里，麦宜家低着头蹲在田埂上写字，蓝布衫子在金色的麦浪里若隐若现，像一小片移动的蓝色天空。他看了几眼，觉得心里踏实了，就弯下腰继续搬麻袋。

八月初，麦子收完了，场院上堆起了小山一样的麦垛。晒干的麦粒黄澄澄的，抓一把在手里沉甸甸的，从指缝间漏下去的时候哗哗地响，像是雨水打在瓦片上，听着就让人心里舒坦。

东麦西麦两家的冲突，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起因是收粮的价格。每年麦收之后，各家的余粮都要卖给粮商或者磨坊。今年有两家外地来的粮商在镇上竞价，把麦子的收购价抬高了半成。麦德厚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打算把收来的麦子囤一囤，等粮商出更高价的时候再出手。麦德宽则是要给自家面坊备足原料，想从麦坊里赊一批麦子，等面粉卖出去了再结账。

两家人坐在镇口的茶馆里谈了一下午，谈崩了。麦德厚说赊账可以，得加一成的利息；麦德宽说利息太高，最多给半成。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就从麦子说到往年旧账上去了。麦德厚说你们西麦家前年在那边的地里用了咱们的渠道水，水费还没结清；麦德宽说你们东麦家去年收麦子的时候在界碑那边占了咱们两垄地，到现在还没还。越说越上劲，最后麦德厚拍了桌子，麦德宽摔了茶碗，两个人不欢而散。

这件事本来跟麦承远没关系，可茶馆里的人多口杂，有人就把话传到了他耳朵里——说是西麦家的族长说了，东麦家的人一个都别想进西麦家的门，哪怕是来求婚的，也要拿扫帚打出去。

麦承远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麦场上筛麦子。他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没说话，继续筛。麦子从筛子里漏下去，簌簌地落在地上，聚成一小堆。他筛了很久，筛到最后筛子里只剩下一些碎秸秆和瘪麦粒，他把这些东西倒在一旁，拍了拍手，走到井台边上，打了一桶水，从头顶浇了下来。八月的井水凉得刺骨，他被激得打了个哆嗦，水珠顺着头发往下淌，把身上的衣裳贴在了皮肤上。

那天晚上他去找了麦宜家。

月亮很圆，挂在祁连山的山脊上，把山影勾勒出一道黝黑的轮廓。麦田里的麦茬在月光下泛着白，像是落了一层薄霜。麦承远沿着田埂往西走，走到两家的界碑那里站住了。那是一块半人高的青石碑，上面刻着“东麦西麦分界”几个字，年头久了，字迹被风雨剥蚀得有些模糊。

麦宜家已经在界碑旁边等着了。她显然也是偷着出来的，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用木簪子束起来，而是散在肩上，月光下看上去比白天柔和了许多。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小褂，脚上趿着布鞋，大概是从家里溜出来的急，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

两个人隔着界碑站着，谁都没说话。风从祁连山上吹下来，带着雪线上的凉意，吹得麦田里的麦茬沙沙地响。

麦承远先开口了。他看着麦宜家的眼睛，声音不大，但在风里听得很清楚：“宜家，我想娶你。”

麦宜家被这突如其来的直白吓了一跳，身子微微往后一仰，像是被风吹了一下。她攥紧了小褂的衣角，指节发白，嘴唇动了几动，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你疯了。”

“没疯。”麦承远绕过界碑，走到她面前，离她很近，近到能看见她睫毛上沾着的细微的月光，“我想了很久了，从你跟我说那批河州麦种不行的那天就在想。不是一时冲动，是真的想好了。”

麦宜家的眼眶忽然红了。她没有哭，只是眼睛里泛起了水光，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像祁连山顶上的星星倒映在雪水里。她张了张嘴，想说你们家不会答应的，我们家也不会答应的，麦德宽叔的扫帚还在门口立着呢，你拿什么来娶我。可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最后说出口的话是：“我三叔不会同意的。”

麦承远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田埂上被麦穗压弯了的麦秆，有一种不紧不慢的笃定，好像天大的事在他眼里都能慢慢解决似的。他说：“你三叔不同意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姓东麦。可我不是东麦，你也不是西麦，咱们就是麦承远和麦宜家。麦承远想娶麦宜家，麦宜家要是愿意嫁给麦承远，那就够了。”

麦宜家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她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眼泪这种东西是不听使唤的，你想要它停它就偏要流，你越忍着它就越汹涌。她低下头，用袖子胡乱地擦了一把，擦得满脸都是泪痕和袖口的泥土，狼狈得很。她想说点什么漂亮话来撑撑场面，想说“你以为你是谁”、想说“我才不稀罕嫁给你”，可到了嘴边全变成了呜咽，最后她只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

麦承远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大，粗糙，满是茧子，是搬麻袋扛麦子磨出来的。麦宜家的手也糙，经常下田的人哪有什么细皮嫩肉，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没洗净的泥土。两只劳动的手握在一起，倒比那些养在深闺的纤纤玉手十指紧扣更有分量。

“那就这么定了。”麦承远说。

麦宜家抽了抽鼻子，抬起头看着他，终于破涕为笑。月光下她的笑脸上还挂着泪珠，亮晶晶地闪着光，像是清晨麦叶上的露水，一碰就要滚落似的。

界碑沉默地立在月光里，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像一道被时光磨平了的伤疤。

麦承远回到家的那一夜，麦德厚其实没睡。老头儿坐在堂屋里，灯也没点，就着月光慢慢地喝茶。茶早就凉了，他也没叫人换，就那么喝着一杯接一杯的凉茶，喝得胃里发寒。

这些年他在东麦家和西麦家之间拉着一道墙，墙不高，也不厚，可砌了二十年，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码上去的。他心里明白，这道墙早就该拆了，可他拉不下这个脸。他是族长，是长辈，是东麦家的门面，他要是先低了头，东麦家几百口子人怎么看他？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被人戳着脊梁骨说“麦德厚没骨头”。

可儿子捅破这层窗户纸的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站到三更天，想着麦承远说的那句话——“麦子从哪里长出来，都一样是麦子。”这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想起百十年前，东麦西麦的祖先还是一家人，一起在祁连山下开荒种地，一起吃糠咽菜，一起熬过了那场大饥荒。那些年哪有东麦西麦之分，麦子熟了，全族的人一起收了，在场院上碾了，分成堆，各家各户背回去。后来人多了，地多了，分了家，分了祠堂，分了麦坊和面坊，分着分着就分出了恩怨，分出了高低，分出了仇来。他麦德厚这辈子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唯独在这件事上，他觉得亏了——亏了祖先，亏了良心，更亏了他儿子。

赵氏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老头子坐在堂屋里，满桌子的烟灰，茶壶里的水都喝干了。她没说什么，去灶房烧了一壶新茶端过来，放在他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手背，凉得跟铁似的。

“我想明白了。”麦德厚忽然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他爱娶谁就娶谁吧，我不拦了。”

赵氏的手停了一下，随即不动声色地把茶倒进杯子里，推到他面前。她知道老头子这句话来得有多不容易，二十年攒下来的面子，一晚上就给拆得干干净净。她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只是把那杯热茶往他手边又推近了一些，说：“喝口热的，暖暖胃。”

麦德厚端起茶杯，手有些抖。他喝了一口热茶，那股暖意顺着喉咙往下走，一直走到胃里，走到四肢百骸，走到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每一个僵硬的关节里。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里有烟味，有茶香，还有半点二十年的不甘，和半点如释重负。

可麦德宽那头没那么好说话。

消息传到西麦家的时候，麦德宽正在面坊里看着磨盘转。新麦磨出来的面粉白得像雪，细细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里飘出来，落在他的胡子上、眉毛上，把他装扮成一个雪人。他听完来人说的话，脸上没什么表情，拍了拍身上的面粉，把磨盘停了，背着手走了出去。

他没有去找麦宜家，而是直接去了祠堂。西麦家的祠堂比东麦家的小些，但收拾得干净，供桌上的香火常年不断。麦德宽在供桌前站了一会儿，看着祖先牌位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开口，像是在跟祖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百十年前是一家，百十年后还是一家人。咱们这姓麦的，本就是一根秆子上结出来的麦穗，分什么东穗西穗。”他说完这句，把三炷香插进香炉里，转身走出了祠堂。

他在祠堂门口碰见了麦宜家。这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但眼圈是红的，显然哭过。麦德宽看着她，她也看着麦德宽，两个人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麦德宽叹了口气，说：“那小子要是敢欺负你，我拿这条老命跟他拼了。”

麦宜家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扑过去抱住三叔的胳膊，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麦德宽拍着她的背，像拍一只受惊的小羊羔，嘴里念叨着：“别哭了别哭了，好不容易养大的丫头，便宜了东麦家那小子，我还没哭呢，你倒先哭上了。”

麦宜家哭得更凶了，一边哭一边笑，鼻涕眼泪糊了麦德宽一肩膀。麦德宽嫌恶地把她推开，拿袖子擦肩膀上的鼻涕，嘴里骂着“死丫头，这件褂子才上身”，可眼睛里的光却是软的，软得像新磨出来的面粉。

九月初九，重阳节。

麦穗镇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东麦西麦两家人头一回坐到一起喝喜酒，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摆了三十桌流水席，麦德厚和麦德宽被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上坐了主位，两个人隔着一盘红烧肘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自在。麦德厚先举起了酒杯，朝麦德宽抬了抬下巴，麦德宽犹豫了一瞬，也端起了酒杯，两个酒杯在空中轻轻碰了一下，发出叮的一声脆响，像两片冰在暖阳里融化。

麦承远穿了件大红的新郎袍子，是镇上刘裁缝熬了两个通宵赶出来的，袍子上的并蒂莲花纹绣得精细，连花瓣的纹路都看得清楚。他被灌了不少酒，脸上红扑扑的，却不显醉意，一双眼睛亮得像祁连山上的星星。麦宜家盖着红盖头坐在新房里，外头的喧闹声一阵阵地涌进来，鞭炮声、唢呐声、人们的笑声闹声吵成一片，她把红盖头掀开一角，偷偷往外看了一眼，正好看见麦承远被人推推搡搡地往新房这边来，她赶紧把盖头放下来，端端正正坐好，心脏却跳得像麦场上打谷的石磙子。

夜深了，闹洞房的人散了。麦承远关上门，转过身来看着坐在床沿上的麦宜家。红烛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长长的，软软的，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麦子。他走过去，轻轻地掀开了她的红盖头。

红烛下，麦宜家的脸被映得红扑扑的，眉眼间还带着白天被亲戚们闹的笑意的余韵，可眼睛里分明含着泪光。麦承远伸手帮她擦了擦眼角，指腹粗粝的触感在她脸上刮过，痒痒的，酥酥的，像麦芒拂过脸颊。

“怎么又哭了？”麦承远笑着问。

“谁哭了，是这蜡烛熏的。”麦宜家嘴硬，伸手揉了揉眼睛，把眼泪揉散了，脸上糊成一片。她吸了吸鼻子，忽然认真地看着麦承远，说：“麦承远，你要是敢跟别的女人好，我就把你的麦坊烧了。”

麦承远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笑完了，握住麦宜家的双手，低下头在她手背上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好，烧了就烧了，烧了我跟你一起种地去。”

麦宜家被他亲得缩了缩手，没缩回去，就由他握着。她的手在他掌心里暖了，像冬天的麦苗覆上了一层雪，看着是冷的，其实底下藏着来年的春天。

门外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在夜空中炸开，碎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洒在门框上贴着的红双喜上，像下了一场红雪。

祁连山上的雪，终究是化了一冬的。

翻过年去，春上，麦承远和麦宜家的婚事在镇上慢慢平息下来，大家伙儿该种地的种地，该磨面的磨面，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上去。只是麦德厚和麦德宽之间的关系，倒像是开春的冻土，表面上看着还硬邦邦的，底下却悄悄地松动了。清明节那天，两家人合在一处上了坟，麦德厚和麦德宽并排跪在祖宗的坟前，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头，起身的时候麦德宽忽然伸手扶了麦德厚一把——老头儿膝盖不大好，跪久了起不来。麦德厚借着他那一把劲站起身来，拍了拍袍子上的土，说了一句“今年的麦种你们那边要是缺，从我们库里调”。麦德宽嗯了一声，也没说谢，两个人就并肩往山下走了。

山坡上的麦田已经返青了，嫩绿的麦苗从土里钻出来，一垄一垄的，整整齐齐，像谁用梳子梳过似的。祁连山上的雪线比往年高了些，雪水化得慢，农人们说今年的麦子能有个好收成。可麦穗镇上的人都晓得，最好的收成，不是地里的麦子，是人心里的冰化了，化成了水，滋润了干涸许久的田。

麦承远脱了那身新郎袍子，又换回了粗布衣裳，挽着袖口在麦坊里干活。麦宜家也没闲着，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还在地头站着，手里拿着那个记了三年的小本子，把新一年的麦子长势一笔一划地记下来。麦承远远远地看见她站在田埂上，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管，就那么歪着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放下手里的麻袋，走过去，把她被风吹散的头发拢到耳后，顺手把她手里的本子和笔拿过来，说：“歇会儿，看了一上午了。”

麦宜家瞪他一眼：“你又不懂，我这在记分蘖数，错过了就补不上了。”

麦承远把本子举高了些，不让她够着，笑嘻嘻地说：“等这孩子生下来，让他替你记。”

麦宜家够了两下没够着，气得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疼得他龇牙咧嘴地把本子还了回去。她夺回本子，低头看了看，发现刚才写的那行字被他举高的时候蹭糊了，只好拿舌尖舔了舔笔尖，在那行糊掉的字下面重新写了一遍。

麦承远看她写完了，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来，是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馒头，还冒着热气。他把馒头递给她一个，自己啃另一个，两个人就坐在田埂上，就着一壶凉茶，把馒头吃完了。馒头是西麦家面坊的新麦粉蒸的，嚼在嘴里又软又甜，有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咽下去的时候，连心都是暖的。

麦穗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麦田里的麦子一天天长高，从嫩绿变成深绿，再从深绿变成金黄。等到八月的风吹过来，麦浪翻涌，整个祁连山脚下像铺了一层厚厚的金色绸缎。麦穗镇的人们弯着腰在地里割麦子，汗水滴进土里，化成了来年的墒情。

没有人知道，明年这个时候，东麦家的大少爷会不会抱着孩子在田埂上教他认麦穗；也没有人知道，麦德厚和麦德宽能不能真的放下二十年的心结，在祠堂里共饮一杯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麦子到了时节就要种，种下去就会长，长出来就要收。一代人老了，下一代人接着种，祁连山上的雪水年年流下来，冲出来的沙壤土年年肥沃，麦穗镇的地里年年都有金灿灿的麦子。

就像麦承远说的，麦子从哪里长出来，都一样是麦子。

这话不深，却够人琢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