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番莲纹爬上古典家具的三百年

曲直有繁，各得其中。

明末的某一天，漳州月港的海风里夹着陌生的香料气味。一艘葡萄牙商船靠岸，卸下的除了胡椒和象牙，还有几件造型奇特的胡桃木家具。

这或许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西洋家具——圆润的曲线、繁复的莨苕叶纹、闪着幽光的螺钿镶嵌。

这场相遇并非偶然。隆庆元年（1567年）的开关，让沉寂了近两百年的民间海上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而中国家具的西化之路，也由此拉开序幕。

西风初度

中国自明代以来，海禁的开放一直时断时续。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消灭盘踞沿海的元末势力，切断民间与骚扰沿海的“倭寇”之间的联系，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太祖 朱元璋像

明初百余年间，尽管永乐年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这只是一种由明朝政府主导，旨在宣扬国威的“朝贡贸易”，对于民间而言，未经官方许可的私人海外贸易依旧是禁止的。

直到1567年，隆庆开关，才让西式审美和意识形态如丝缕烟云飘入中土山川。

清式家具是公认的西式风格与中式风格相结合的典型，但其实家具正式接触西式审美的起点是在明末。

清 黄花梨满雕灵芝纹独板画案

洋物虽奇，终不若中土之雅。

诸多西方文化样式中，由明代传入、至清代盛行的西番莲纹尤为著名，西番莲纹的雏形可追溯至希腊良苕叶纹，它的前世今生也很有意思，我们暂且不表。总之，这种融合多段历史的纹样在清中后期被广泛用于红木雕刻，流传至今。

清 红木浮雕西番莲纹六件柜

这一阶段，西洋文化对中国家具的影响仍停留在表层。家具的榫卯结构、造型比例仍是纯正的中式，西洋元素不过是主人猎奇心理的投射。

清宫旧藏 19世纪 瑞士 银蟠龙纹花瓶

但正是这种“奇”，为后来的大融合埋下了伏笔。至清代中叶，商业机构的建筑已大都摹仿西洋形式，官府、民居也多效仿，形成了一股空前的“西洋热”。

融会鼎盛

为何是广州？

广作家具之所以自成一派，成为清中后期压倒性的审美主流，其背后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帝王审美因素在内。

清 康熙32年 黑漆款彩郭子仪贺寿图屏 广东省博物馆藏

“花梨本木工之一，花梨家具业专而精，自成一家，设肆于河南者共百余间，颇有名”。

——《番禹县志·续志》

本来，广州并非清朝时期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乾隆皇帝最初开放了四个海关，但后来，英国商人洪任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为了寻求更低关税和更好的贸易环境，尝试前往宁波贸易。

这种暗度陈仓的行为引起了广州官员的强烈不满与告状，为了避免管理麻烦，乾隆最终在1757年下令关闭了其他三个港口，仅留广州一港，这一偶然事件，为广作家具的辉煌埋下了伏笔。

清 紫檀木嵌珐琅扶手椅 故宫博物院藏

广州作为当时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从欧洲输入的绘画、版画、金工、珐琅、玻璃等作品最先经过广州，再贡进内廷或流向各地大城市，其工艺技术往往也首先在广州生根、开花、结果，再向各地传播。

清 紫檀木边座嵌珐琅五伦图屏风 故宫博物院藏

广州工匠在长期制作外销工艺品的过程中，熟练掌握了西式造型和装饰技法。更重要的是，广州地处岭南，远离正统礼制的约束，工匠敢于大胆创新，将西洋元素融入本土家具。

清 红木束腰马蹄腿西番莲纹条桌

与此同时，清廷对西洋趣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从圆明园的西洋水法，到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油画，再到皇帝本人头戴假发、身着洋装的画像，西风一时劲吹。

清圆明园大水法

清 郎世宁 《百骏图》（局部）

清 《胤禛行乐图册·刺虎页》

这股风潮最终催生了中国家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中西合璧风格——广作家具。

广州是清式家具最著名的产地，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门户。同时，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材也多由广州进口，为广作家具的形成提供了

得天独厚

的条件。

粤匠神工

广作家具最直观的特征在于其用料的宽大充裕，家具的各部构件，不论弯曲度有多大，一般不用拼接作法，而习惯用一块木料挖成。

传统明式家具的腿足以直足、内翻马蹄足为主，线条挺拔简洁。而广作家具大量借鉴了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中的三弯腿——腿部向外弯曲，再向内收，末端常雕成兽爪抓球的形状。

紫檀满雕云龙纹高束腰三弯腿画桌

但需要明确的是，三弯腿这一腿足造型并非由西方传入中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曲形凭几，唐宋时期，三弯腿供案的形制就已基本定型。

黑漆曲凭几

中西家具和而不同，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宫廷对中国艺术极度痴迷，18世纪，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这些于欧洲来说同样充满异域风情的物品迅速风靡，形成一股席卷欧洲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洛可可风格

中式艺术品一度成为洛可可风格的灵感和养分，此后，这种融合性艺术又通过贸易“反哺”中国，形成了清中后期繁复的融合形态家具。

清中期 紫檀木雕山水纹四件柜摆件

广作家具中，源自欧洲的西番莲纹取代了传统的卷草纹，成为主要装饰题材。西番莲叶片宽大、枝蔓翻卷，充满动感和生命力，与洛可可风格的轻快灵动一脉相承。

“西式家私，生意极畅旺，惟木料工价均昂”。

——《广州年鉴》

二十世纪 紫檀夹头榫雕西番莲纹平头案

广作家具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装饰风格及技法，清中后期开始，家具上就出现了十分繁复的雕嵌技艺，大理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银、黄杨木、象牙、琥珀、等均在其列，多元文化碰撞几乎可称五光十色。

清中期 黄花梨木边嵌画玻璃挂屏

苏作家具的雕刻风格以精著称，讲究浅浮雕、阴刻、线刻，刀法圆润含蓄，保留了竹木牙雕的文人气息。

而广作家具则一反传统，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层次丰富，象形立体。广作雕工豪放，善用高浮雕，层层递进，立体感极强。工匠使用平刀、圆刀、三角刀等多种刀具，通过不同角度的切削，使浮雕纹样翻卷自如、层次分明。

二十世纪 紫檀西番莲纹落地钟

其二，满雕不留白。苏作家具讲究“计白当黑”，在器身留出大面积光素以突出木材纹理。广作家具则反其道而行之，几乎不留空白——桌面、椅背、牙板、腿足，无处不雕，形成了满雕满工的装饰效果。

明 黄花梨铜包角状元箱

清乾隆 紫檀木雕花椅

这种雕风的转变，既是受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影响——欧洲17至18世的家具同样追求繁复华丽的雕刻，也与广州当地的文化传统有关。岭南地区自古有精工细作的手工艺传统，牙雕、木雕、石雕本就发达，工匠们将这套技法移植到硬木家具上，自然驾轻就熟。

新潮入用

鸦片战争之后，西化进入更深层次。国门被迫打开，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相继开埠，西方的生活方式以更直接、更猛烈的方式冲击着中国社会。此时，家具的西化不再停留于纹饰和造型的表面模仿，而是深入到功能、结构和审美理念的层面。

民国 红木草叶纹软包海派西洋沙发成套（一件四套）

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不再满足于表面的纹饰模仿，而是直接引入西式家具的功能与结构。

沙发、软床、大衣柜、梳妆台……这些现代家具品种开始进入中国家庭。舒适性取代了礼仪性，功能性压倒了装饰性。

民国 红木海派皮面软包沙发成套（一件三套）

此时，黄花梨已基本绝迹，紫檀也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红木、柚木等替代材料。家具的西化，终于从宫廷贵族的“奇技淫巧”，演变为市民阶层的日用家常。

回望三百年家具西化之路，从明末的西番莲纹样，到清中期的满雕满工，再到民国的西式沙发，每一次变革都是时代浪潮的缩影。

时至今日，当我们坐在西式沙发上欣赏一件明代黄花梨圈椅时，看到的不仅是木材的温润，更是一个民族在开放与坚守之间的徘徊与抉择。这种徘徊本身，或许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