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春入室，花枝宜家

又是一年春，此时潜藏了一个冬天的花木，终于重新焕发出让人欣喜的生意。纤纤枝条上，绿的嫩芽还未见冒头，却有花蕾次第吐蕊。玉兰的白，美人梅的粉，桃的红，迎春的黄，胭脂色的海棠……它们在东风里低头轻颤，花枝招展的模样着实让人心生怜爱。

李商隐有诗：“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春花妩媚，此时顾不得仔细分辨眼前这枝花是不是去年的，只想去卖花担上或花市里买一枝春花，梅、桃、杏、海棠或是其它花木，自是不挑，然后带它回家插进瓷瓶里，把春天郑重地留下，以满足不能时常远游郊野与春日常伴的遗憾。

说起春日插花一事，我想起了南宋宫廷画师李嵩所画的《花篮图》。《花篮图》分为春夏秋冬四幅，画面中竹编的花篮里，花朵或俯或仰，枝叶或疏或密，仿佛刚从枝头折下，还带着晨露的鲜活气息。

有人称李嵩的《花篮图》为世界上最早的静物画，但若细看便会发现：画家着意呈现的，不是插花的外形之美，而是花生机勃发的

「生意」

。

生意，是一种花枝在器皿中依然活着的姿态。

春日插花正当时。此时总有人会问：插花，是不是一件很风雅的事？花器要选什么材质的？花枝要怎么修剪？构图要怎么安排？我想，千年之前的宋人已经为我们写好了答案。

宋人爱花，爱到骨子里。但他们的爱，不是将花视为点缀风雅的玩物，而是视之为有生命的、值得尊重的存在。

“春来插花，不是风雅是生意”

。这是宋人插花的至高追求。因为在宋人眼中，一枝花从山野的树头进入器皿，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

这句话出自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所谓“戾家”，便是外行人。从中可以看出，在宋代插花与烧香、点差、挂画已成为专业化的技艺。文献记载，宋代官府贵家设有

“四司六局”

，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红白喜事、宴饮聚会、店铺开业等都可以从官方机构请专业人员来布置花艺。

插花在宋代的普及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吴自牧《梦粱录》记载：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在宋代，连街边的茶坊酒肆，都以插花来装点门面。杨万里有诗写路边小店：

“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

简陋的小店，一只青瓷瓶，几枝紫薇花，这就是宋人的日常。

更令人惊叹的是，插花并非宋代有闲有钱阶级的专利。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在城内“孙羊正店”门口和城门外的路边，都画有卖鲜花的小摊。李清照也曾在词中写道：“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

由此可见，宋人插花已不分贵贱、无论贫富，而已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美学。

“春来插花，不是风雅是生意”。这句话是当代中国瓶花艺术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徐文治对宋代插花精神的提炼与概括。

徐文治著有《瓶花之美》《瓶花六讲》等著作，他在论述宋代插花时多次强调：

宋人插花，首要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风雅”，而是花木内在的“生意”——即鲜活的生命力。

徐文治在《瓶花六讲》中引述古人的插花心得：“插花要‘令俯仰高下’，要使它有俯有仰、有高有下，‘疏密斜正’，‘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并指出：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生发’，从当前的境况，当下的情感、情绪出发，才是最为重要的。”

“生意”二字，是宋人插花的灵魂。它不是风雅的点缀，而是对生命的观照与成全。

那么，宋人所说的“生意”，究竟是什么意思？

首先，是鲜活的生命力。宋人插花，讲究花材的新鲜。陆游有诗：“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时过花枝空，人老酒户衰。”花开堪折直须折，折下的花要立刻入瓶，以水滋养。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皇宫插花，用的器皿是“琉璃壶”，“贮水养花”以维持花的生机。

其次，是自然的天趣。宋人插花不喜刻意造作，追求的是

“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

。所谓“写生折枝”，就是画花卉时取其自然生长之态，而非僵硬的摆拍。首都博物馆藏宋人《梅花诗意图》中，瓶插梅花的枝条高低错落，或横斜、或垂悬，正是这种“天趣自然”的体现。

再次，是人格的寄托。杨万里写瓶中梅：“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一枝山间的野梅，被请入诗人的书房，从此与文人朝夕相对。花不再是花，而是插花者高洁品格的化身。

这正是宋代“理念花”的核心——以花材影射人格，表达人生理想。

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了一个插花细节：西京牡丹盛开时，太守作“万花会”，

“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

。这种繁盛的场面，是官府的趣味。然而文人更偏爱的是胆瓶中的一枝梅、书案上的一茎兰，雅素、清简、自然。

但无论繁简，其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让花以最接近自然的方式，进入人的生活。

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中所写“胆样银瓶玉样梅”，插花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合适的花器。

花器的演变，是中国插花史的另一条主线。

已知中国最早的插花图像出现在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壁画上：一个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插在其中。这说明至少在汉代中国已出现插花，而当时插花所用的花器，还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用的水器。

随着中西贸易的繁荣，中亚的琉璃瓶在唐代传入中国，开始成为当时贵族插花的珍器。但唐代插花整体上追求繁盛华丽，器皿的选择也以贵重为尚。

五代时期，插花出现了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这一时期，郭江洲发明了

“占景盘”

。所谓“占景盘”即是铜制花器，盘底有数十个细筒，可以让花茎插入其中“站”起来。这一花器革新技术解决了花在容器中难以固定的问题，为宋代插花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花器真正成为审美主体的时代。

宋代花器按照材质区分，有陶瓷、铜、金银、玉、水晶、玻璃和竹木等；按器型分，则有壶、觚、尊、罍、罐、钵、盆、罂等。受宋代士大夫阶层“金石热”影响，宋人逐渐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用商周的青铜器来插花。

这不仅是审美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姿态——以古器纳新花，让历史与当下在案头相遇。

或者说，这是宋人在花器上的复古。

扬之水先生说：“宋代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宋代重文轻武，文人阶层的壮大催生了书斋的出现，这也让瓶花从厅堂的装饰变为文人案头的清供。至此，器皿与花木，共同营造出一个宋代文人微缩的精神世界，并延续后世。

进入明代，插花理论开始走向成熟。

袁宏道的《瓶史》、张谦德的《瓶花谱》

是这一时期系统阐述插花理论的重要著作。据了解，明人将插花分为“堂花”与“斋花”：

厅堂用花，器大花繁，追求端正隆重；书斋用花，小瓶小器，讲究清雅疏朗。

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器皿，不同的花材，各得其宜，极为讲究。

清代，插花技术继续进步。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了自己发明的插花固定之法。“若盆碗盘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胶，以铜片按钉向上，将膏火化，粘铜片于盘碗盆洗中。俟冷，将花用铁丝扎把，插于钉上，宜偏斜取势不可居中，更宜枝疏叶清，不可拥挤。然后加水，用碗沙少许掩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

戏剧家李渔则发明了

“撒”

——一种用于固定花枝的小工具。他最先将“撒”这一插花固定执法记录在《闲情偶记》一书中。撒”本质上就是一根小木棒——按瓶口大小，截取质地坚密且富有一定弹性的植物茎段，卡在瓶口处。茎段的形状、大小不拘一格，只要外缘与瓶口吻合即可。瓶口内的空间可以被茎段分割成任意形状的孔洞，将花枝按构图需要压在各小孔洞中固定

李渔发明的“撒”能让“倔强的不听话”的花枝变得听话，随意造型，同时又十分简约节俭。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超越时代的环保意识，其本身取材于自然，仅借助力学原理固定花枝，可重复使用。

从陶盆到青铜器，从琉璃瓶到青瓷胆瓶，从堂花大器到斋花小品——千年花器的演变，折射的是中国人对插花的态度：

从实用到审美，从审美再到哲学。

宋人为何说“春来插花，不是风雅是生意”？

因为对他们而言，插花从来不是风雅的装饰，而是生命的教育。正如徐文治在《瓶花六讲》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文化讲究的是‘生发’，从当前的境况，当下的情感、情绪出发，才是最为重要的。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一定要从自己感动自己的地方出发，这才叫作艺术。”

插花不是照着图谱摆弄枝叶，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感受注入花木之中。花因人的“生意”而活，人也因花的“生意”而觉。

在一场宋韵插花活动中，国家插花技师谢旭老师现场演示了宋人插花的过程：取一片鸢尾叶，开始揉的过程，用手心的温度触摸，与花草对话。当叶子慢慢柔软，心也在按揉枝条的时间里悄然静下来。插的过程中，要让所有的花与叶根部聚在一起，呈现如花在野的生长状态，注重上轻下重，虚实结合。

谢旭老师说：“插花，呈现的是当下的一种状态。繁忙之余，要给自己留一些时间，跟植物对话，感受传统文化中的静气。”这番话，便是对 “宋人插花不是风雅是生意”的最好诠释。

今天，新中式插花的审美正在年轻群体中悄然流行。

新中式插花重新定义了“插花”这件事在现代人生活中的位置。它不是节庆日的点缀，不是朋友圈的“出片道具”，而是一种日常的自我陪伴。

它不是简单地用青花瓷瓶插几枝花，也不是机械地模仿古画中的构图。新中式插花的核心，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回归到宋人所说的“生意”，回归到花木本来的生命状态，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真实对话。

新中式不是复古，不是照搬古人。它是一种生命态度：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找回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清晨剪一枝院中的玉兰，随手插入案头的陶罐；傍晚散步时带回几枝野花，让它们在窗台上静静开放。这样的插花，无关风雅，无关技艺，只关乎此刻的心境——正如宋代那位无名氏在瓶花旁写下的小诗：“花是主人瓶是客，我与春风两闲人。”

一只粗陶瓶，几枝野花；一只玻璃杯，一枝绿萝……都可以是“新中式”。重要的是那一点“生意”：花是活的，器是暖的，心是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宋人并无不同。

宋人爱花，爱的是那一枝在瓶中依然倔强生长的花。他们把花从山野请入书房，不是要它做沉默的装饰，而是要它与自己对话、与自己共情。

“春来插花，不是风雅是生意”。我想，这句话的妙处正在于它告诉我们：

真正的雅，从来不是外在的装点，而是内心的丰盈与对生命的尊重。

今人插花，若只追求“出片”“高级感”，便离宋人的本意远了。若能从一枝花中看见四季流转、生命枯荣，能在插花的过程中安顿身心、照见自己，即便与宋人隔着一千年的遥远时光，也会有精神的共鸣。

春天又来了。街头巷尾，卖花的摊贩又在叫卖。不妨买一枝花，找一个喜欢的器皿，将它安放好，也顺便安放下那颗需要治愈的心。

不是风雅，只是生意。

请春入室，花枝宜家。